每束陽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

　　《玄武》的寫作是一次長途跋涉，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到了最后，竟至筋疲力盡，放聲而哭。

　　這一次，我是與自己的體力、才力、心力作了最大的較量的，甚至到了一個寫作者能夠承受的生命極限。近50萬的字符密密麻麻地擺在字紙上，像覓食的蟻群，陣勢壯闊，卻卑微可憐。我不禁問自己，文字到底能給人類帶來什 么？

　　悲涼過后，我陷入麻木。因為從我指縫里擠出的文字，一旦形成規模，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你即便是個創造者，卻也不再擁有支配其命運的能力。這一點，與上帝的境遇相仿佛，他雖然創造了人類，卻拿蕓蕓眾生沒辦法。

　　我的意思是說，《玄武》既然已經完成，它今后的命運——或衰或榮，或悲或喜，不再是我關注的話題。世間的榮譽是給人類預備著的，上帝不指望蕓蕓眾生的獎項。這個比喻很蹩腳，但它指出了真相：在文壇上存活并經受評判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作者的使命只是“完成”。之后的自尊是什么也不說，即：靜觀，邊緣化。況且，精神之光在堅硬的現實中，從來是微弱的，所以，寫作者縱然有超人的天賦和超常的感悟，也絕不會成為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王”，他只能做自己的精神之王。

　　《玄武》的寫作之旅，之所以疲憊，是因為他涉獵了人與土地這個重大主題。

　　我對諾理斯的“小麥三部曲”和懷特的《人樹》懷有極大的敬意，這兩部書，我每年都要重新閱讀一次。它們對人與土地的關系的挖掘，既有歷史的脈源，又有人性的深度，幾乎到了后人不可超越的地步。我稱它們是關于土地的“圣經”。所以，面對中國大量的走紅、獲獎的農村題材的作品，作為一個以寫鄉土為主攻方向的作家，我并不覺得有絲毫的壓力，相反，我有一種沉靜的自信，覺得“偉大的鄉土敘事”對中國文學來說還有“填補”的機會。我寫作《玄武》的勇氣便由此而生。其間還不斷地得到了邱華棟先生的點撥，又吸收了胡安·魯爾福和埃林·彼林的文本營養，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同時，我之于鄉土寫作，有著客觀上的優勢。我出生和成長于京西的山地，有刻骨銘心的土地記憶。走出校園之后，我一直工作在基層鄉鎮，從指導農民科學種植的農技員做到了能夠“左右”土地的局部命運的鄉官，其生活狀態均是鄉土的，生命的受用，也是土地上的陽光雨露和“原生態”的鄉村情感。這就意味著，我的土地文字，是感同身受的，是從大地的血管里流淌出來的，而不是在封閉的書齋里的主觀想象和臆造。或許它不夠雅遜，不夠精致，但，真實而準確。也就是說，它具有土地自身的品質。

　　如果必須給“土地”一個文學上的意象，那么，這個詞就是“黑夜”。黑夜是個神秘而巨大的存在，它一片空茫，無邊無際，有無限的可能性。它既可藏匿什么，也可呈現什么，絕不像陽光下的物事，涇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溫柔與堅硬，明亮與曖昧，恩情與仇怨，貞淑與猥褻，大度與褊狹，忠誠與反目，高貴與卑下，微笑與血淚……是相伴而生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不此不彼、既此既彼。

　　比如說土地上的悲劇。一切的悲情與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運使然，而是由鄉土中的每一個人共同制造的——他們都不是壞人，也根本沒有制造悲劇的本意，他們只是本分地扮演著生活“分配”給他們的角色，每個人都有為何如此行事、如此處世的理由，每個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會確立的人情與倫理——一切都是順乎自然的發展，無可無不可，無是也無非，既無善惡之對立，也無因果之輪回；然而，正是這種自然狀況下的“無罪之罪”，這些“通常之人情”，毫無預謀地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悲劇。

　　一句話，在土地之上，每束陽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標準和社會綱常常常處在無法指認、無法評判的地位。

　　所以，《玄武》的寫作，我心血的凝聚之處，是努力挖掘、探求和呈現土地上的種種“理由”，而不是主觀評判。這樣的寫作姿態，或許有些偏低，但與“良知”接近，與心靈的安妥有益。

　　我的本意還在于，用這種最“原始”、最質樸的方式，為讀者提供一個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價，而進入到經驗的內部、人性的深度的“黑夜”一般的文本，因而在“共同的作用”下，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建立一種道德之上的“道德”、倫理之上的“倫理”，即：土地道德，或大地倫理。

　　這種道德與倫理最核心的部分有兩個關鍵詞——

　　一是包容；二是悲憫。

　　或許還有第三個關鍵詞，即：自醒，或自我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