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花落誰家？

　　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部分申報作品簡介 

　　賈平凹《秦腔》：解讀中國農村20年歷史
　　

　　這是賈平凹的第12部長篇小說。賈平凹稱“我要以它為故鄉豎一塊碑”。小說以賈平凹生長于斯的故鄉棣花街為原型，通過一個叫清風街的地方近二十年來的演變和街上蕓蕓眾生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生動地表現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給農村帶來的震蕩和變化。小說采取瘋子引生的視角來敘述。清風街有兩家大戶：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敗，因此夏家家族的變遷便成了清風街、陜西乃至中國農村的象征……《秦腔》并非寫戲臺上唱的秦腔，而是以凝重的筆觸，講述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新時期農民的生存狀態，解讀中國農村20年歷史。 

　　賈平凹說：“如果你慢慢去讀，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 

　　莫言《生死疲勞》：農民對生命無比執著的頌歌和悲歌 
　　

　　小說的敘述者，是土地改革時被槍斃的一個地主，他認為自己雖有財富，并無罪惡，因此在陰間里他為自己喊冤。在小說中他不斷地經歷著六道輪回，一世為人、一世為馬、一世為牛、一世為驢……每次轉世為不同的動物，都未離開他的家族，離開這塊土地。小說正是通過他的眼睛，準確說，是各種動物的眼睛來觀察和體味農村的變革。 

　　阿來《空山》：講述一個村莊的秘史 
　　

　　這部3卷本長篇描寫了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發生在一個叫機村的藏族村莊里的6個故事。小說的結構頗為玄妙，雖然6個故事的發生地都是一樣，出現的人物也大致相同，但每個人物在不同故事中所處的位置不同。第一部分機村傳說分成《隨風飄散》和《天火》兩個部分，《隨風飄散》寫了私生子格拉與有些癡呆的母親相依為命，受盡屈辱，最后含冤而死。《天火》寫了在一場森林大火中，巫師多吉看到“文革”中周圍世界發生的種種變化。 

　　余華《兄弟》：凸顯人性之愛 
　　

　　講述了江南小鎮兩兄弟李光頭和宋鋼的人生，它通過一個重新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難中的崩潰過程，展示了個人命運與權力意志之間不可抗衡的災難性景象，也凸顯了人性之愛與活著之間的堅實關系。它從特定的歷史苦難中發現了愛的寬廣、無私與無畏。 

　　麥家《暗算》：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本書敘述了錢之江、安在天父子可歌可泣的一生。父親錢之江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深入國民黨內部，在敵人的刀尖上跳舞，最后用生命把情報送了出去。多年后兒子是共和國一個負責無線電偵聽和破譯的情報機構――特別單位701的干部，為破譯臺灣特務的密碼，先后找來兩位異人，一位盲人阿炳，一位數學天才黃依依，同樣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一部直接反映反間諜部門的核心機關――無線電偵聽與密碼破譯的作品。本書縱橫20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將間諜戰、密碼戰、無線電偵聽熔為一爐，穿插親情、愛情、革命事業情，超能力者、數學天才、革命志士輪番登場，絕地廝殺。 

　　張平《國家干部》：干部人事調整引起的軒然大波
　　

　　常務副市長夏中民和常務副書記汪思繼都是在嶝江市工作多年的領導干部，但每一次對他們的提拔動議，都會在嶝江引起軒然大波，引起方方面面的騷動和紛爭，有些人甚至以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在新一屆黨代會和人大會即將召開之際，面對著老書記的即將離退，面對著書記市長位置的再次空缺，面對著新一輪的干部人事調整，嶝江市又一次陷入空前的干部與民眾的激烈對壘和殊死較量之中！誰將對他們的提拔任用起決定性作用，讓嶝江市的上上下下面臨著嚴峻考驗和巨大危機…… 

　　葉文玲《三生愛》：一個關于紅顏、歷史、現實、真愛與薄命的故事 
　　

　　一個被當地人喚作“豆腐西施”、“芙蓉羹”、“糯米滋”、“冬米糕”的美麗少女，卻跟著一個打家劫舍的海匪毛賊“綠殼”私奔了。從此，她不僅在異國他鄉的顛沛流離中改寫了自己的命運，還讓自己的后代也不自覺地延續了這種坎坷多舛的命運――她的女兒，一個同樣美艷驚人的少女，在“文革”的文攻武斗中，先是與與自己相依為命的母親決裂，繼而又被派系斗爭所打倒，并被流放到內蒙古大草原上進行改造。她的外孫女，一個依然承傳了祖輩驚艷血統的美麗少女，一個成長于江南水鄉的靈秀女孩，當她走入塵世紛爭的現代社會，卻再度陷入各種欲望迷情，并由此將祖輩們的顛沛命運演繹得更加跌宕、更加紛亂也更加辛酸……

　　“茅獎”啟動長篇小說大檢閱 　部分知名評論家評說近年有影響作品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學獎評獎，不僅是一次評選活動，更是對幾年來中國的長篇小說創作的一次檢閱。日前，一些活躍在文壇的評論家從自身的閱讀出發，暢談近年來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長篇小說。 

　　■陳曉明 

　　閻連科的《受活》是非常有特點的作品，用反諷的筆調寫出了歷史命運。莫言的《生死疲勞》這部作品很有力量，把歷史變成四個動物的輪回，敘述也汪洋恣肆。賈平凹的《秦腔》回歸鄉土中國，寫出一種命運，一種文化的衰敗感，在藝術上也有特點。鐵凝的《笨花》寫出了歷史與文化的構成關系，回歸鄉土文化，與《白鹿原》相比更具本真性，很厚重。范穩的《水乳大地》將原始生命力與性格、文化融合在一起，蘊含悲劇性命運，顯得流暢、大氣，有力度。 

　　■孟繁華 

　　《笨花》（鐵凝）：這是一部回望歷史的小說，是在歷史大背景下講述的民間故事，是一部“大敘事”和“小敘事”相互交織融會的小說。它既沒有正統小說的慷慨悲壯，也沒有民間稗史的恣意橫流。 

　　《秦腔》（賈平凹）：這里已經沒有完整的故事，沒有令人震驚的情節，也沒有所謂形象極端化的人物。清風街上只剩下了瑣屑無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復一日的平常日子。《秦腔》的感傷是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遙遠的憑吊，它是一曲關于傳統文化的挽歌，也是對“現代”的叩問和疑惑。 

　　《受活》（閻連科）：故事幾乎荒誕不經，它像一個傳說，也像一個寓言。在表達那段歷史殘酷性的同時，也從一個方面表達了中國進入“現代”的復雜性和曲折性。作品對歷史的驚恐感顯然不止來自歷史的殘酷性和全部苦難，同時也隱含了他對中國社會發展復雜性和曲折性的體悟與認識。 

　　《圣天門口》（劉醒龍）：《圣天門口》打撈出了歷史新的秘密，通過新的方式建構起百年中國的新史詩，通過小說內部全部的復雜性表達了關于長篇小說新的意識形態。 

　　■吳義勤 

　　鐵凝的《笨花》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里，比較感性地寫出歷史與人性交織的復雜變化。這部作品在作家的個人創作中，是有超越性的。 

　　在以往的作品中，鄉土已經被符號化，成為一個與城市對峙的，落后、愚昧的形象。賈平凹的《秦腔》寫一些家長里短、雞鳴狗盜，寫法上看來比較沉悶，實質卻表現出鄉土內在的東西，寫出了一個靜態的、豐滿的鄉村，這在藝術上對作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讀者對神話的期待和想象大多趨于固定化，要寫出新意很難。但蘇童的《碧奴》能夠寫出那么多變化性與可能性，很不容易。小說重新塑造人物形象，藝術化處理碧奴尋夫的過程，使讀者感覺不到情節的束縛，這些都體現出作家的豐富的想象力與藝術表現力。 

　　楊志軍的《藏獒》三部曲，在堅持小說性的前提下，藝術地塑造了藏獒的群像。小說中展現的人性與野性的尖銳沖突，確實令人震撼，其“綠色環保”主題也比較討巧。 

　　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寫的是鄂倫春少數民族的命運，有一種史詩性的追求。這種追求在她以前作品中還有外在的感覺，但在這里已經成為靈魂的精神的內核，融入小說人物的血肉。書中將人與自然的抗爭寫得驚心動魄，寫這一民族走向窮途末路，也沒有刻意批判，而是持理解的、感傷的態度。感傷的態度即是文學的態度。 

　　■楊揚 

　　《生死疲勞》很大氣，跟莫言巔峰時期的創作相比未必是最好的，但放在這四年來看還不錯。賈平凹是非常具有實力的作家，《秦腔》在這四年中是非常厚實的作品，不僅在內容上，在寫作方式也有比較大的調整，借陜西方言來挖掘民族精神。孫惠芬在當代女作家中很有實力。盡管寫農村，但視野開闊，將農村與城市相對照，不僅寫農村農民的生活，也反映出農村變化對中國社會、人類生存狀態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寫農村女性生活方面很有爆發力，不討巧，有一種厚度，在國內女作家中還無人能比。麥家的《暗算》顯示了當代長篇小說的審美變化。雖然延續了講故事的特色，但融入了新因素，敘事也很綿密，使傳統題材有了非常吸引人的魅力。劉醒龍的《圣天門口》很有特色，寫家族史，但想象很燦爛，是對原生態生存的觀照，在還原歷史的層面來想象歷史、書寫歷史。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也很有特色，戲謔的風格在整部作品中貫穿得很充分。范穩的《水乳大地》涉及宗教題材，在這個題材的寫作中給人混沌初開之感。 

　　■洪治綱 

　　《圣天門口》（劉醒龍）：在復雜尖銳的歷史沖突中舉重若輕，縱橫自如，既展示了現代中國崛起的坎坷與曲折、悲壯與凝重，又再現了中國底層生命的坦蕩與淳樸、粗獷與狡黠。 

　　《平原》（畢飛宇）：它既有狂歡性的民間生活氣息，又承襲了特定時代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愛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卻浸透了生命的沉重與悲涼。 

　　《我的丁一之旅》（史鐵生）：它將人生的苦難和困境置入心魂的深處，讓理性的智慧不斷地尋找它們的縫隙，又用思想之光去照亮那些縫隙中潛藏著的陰郁的面孔，然后讓愛、夢想和詩性的激情來對它實施拯救和超越。 

　　《兄弟》（余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對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經驗進行了一次悲欣交集式的隱喻性表達。 

　　《愛人有罪》（艾偉）：通過對“罪”的不停追問和救贖，將人的存在置于兩難之境，并由此打開了生命中許多無法調和甚至無法言說的尷尬與傷痛。 

　　■羅崗  

　　賈平凹的《秦腔》不僅寫了農村的衰落，而且為這種衰落尋找到一個形式：用特別緩慢的節奏對照我們這個世界，顯示農村“無路可走”的狀態。在我看來，長篇小說總是要具有某種史詩性的品格，而這部作品正具備這種品格。長篇小說用什么樣的形式表現內容也很值得關注，閻連科的《受活》不從正面描寫中國社會對商品的迷戀，而選擇農村，采用怪誕、荒誕的形式表現出對整個社會對商品的迷戀已經達到瘋狂的狀態，最后導致非常大的悲劇。我們怎樣來面對以革命為特征的中國歷史？格非的《人面桃花》尋找到新的表現人與歷史關系的方式，體現出今天的人們對歷史的把握。格非有很明顯的“先鋒派”作家的特征，寫作也非常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