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作品推薦于近日截止。文壇老將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蘇童的《碧奴》等榜上有名。余華的《兄弟》經過一些波折,據說也在推薦名單上。
盡管如此,不少評論家表示,這些被推薦作品大多不是這些作家最好的作品。更有業內人士哀嘆中國文學已進入“困難期”。而推薦作品不同以往的輕飄,預示著本屆茅盾文學獎進入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作品:沒達到應有的高度
茅盾文學獎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文學獎項。1981年,由中國作家協會根據茅盾先生生前遺愿設立。此次參評的是2003年到2006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13萬字以上的長篇小說。
據媒體公布的不完整名單,陜西省作協主席賈平凹自薦了《秦腔》和紅柯的《烏爾禾》;湖北省作協推薦了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上海文藝出版社推翻了此前“未推薦余華《兄弟》”一說,稱其由于發行成績優異,已納入該社推薦名單,這樣該社共推薦了5部作品,分別是陸天明的《高緯度戰栗》、余華的《兄弟》、葉文玲的《三生愛》、文蘭的《命運峽谷》和裘山山的《春草開花》;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張平和阿來,也以《國家干部》和《空山(第一部)》再次進入推薦名單。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笨花》,因她此前已表態任內不參加任何由中國作協主辦的評獎活動而未獲推薦。
對于這樣一份推薦名單,還在關注文學的人大都覺得比較水,很多作品根本沒看過甚至沒聽說過,影響力顯然不夠。《收獲》副主編、《一個人的文學史》的作者程永新更直言評論:大部分作家提供的作品都沒有達到應有的文學高度。莫言的《生死疲勞》顯然不如他的《豐乳肥臀》,阿來的《空山》寫得很優雅,也不會超越《塵埃落定》。只有賈平凹和余華比較例外,賈平凹的《秦腔》達到了《廢都》以來的又一個新高度,余華的《兄弟》(下)雖然有缺陷,但汪洋肆意的后現代風格是中國文學史無法繞過去的重要作品。
和以往的茅盾文學獎相比,此次參評作品的分量也顯然不足,這只要查一下茅盾文學獎歷屆的獲獎名單就很清楚了。遠的不說,僅就新世紀的8年來說,2000年的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是阿來的《塵埃落定》、王安憶的《長恨歌》、張平的《抉擇》、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2005年第六屆的獲獎作品是熊召政的《張居正》、張潔的《無字》、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柳建偉的《英雄時代》、宗璞的《東藏記》。雖然這些作品并非篇篇珠璣,但影響力絕對超過此次,分量上也比現在更壓得住陣腳。對此,程永新表示,過去四五年是中國文學的“困難期”,許多享有盛名的作家紛紛告別自己往日的輝煌,一個輝煌的文學時期已漸行漸遠,在傳統文學和青春文學、網絡文學之間已出現一個巨大的斷層。
作家:陷入不被關注的窘境
從推薦名單還可以看出,被推薦的還是那些著名許久的老作家的作品,他們大多屬于50后和60后,而屬于文壇較為新生代的70后、80后幾乎沒人出現在這份名單上,他們大多義無反顧地投奔了風生水起的影視圈,干起了名利雙收的影視編劇。就是50后,堅守傳統文學陣地的也不是全部,像劉恒、劉震云、王海鸰等,都成了影視圈當紅的一線編劇。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已上推薦名單的作家像莫言、裘山山等,普遍表示不愿意接受媒體采訪,而投奔影視圈的作家們則幾乎不再關心文壇動態,對茅盾文學獎也表現漠然,對于推薦作品更眾口一詞地表示“沒看過”、“沒時間看”。
曾寫過《晃晃悠悠》、《支離破碎》等長篇小說的石康,目前已是上海梅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CEO,在從《奮斗1》中拿到80萬稿費后,他決心用《奮斗2》為自己掙來1000萬,目前他剛拿到了博洛尼贊助的300萬。他說:“寫劇本純粹是一種謀生手段,是我隨手掙錢的工具。我現在還寫小說,但寫小說太難了,要學習,成本太高,所以只能寫劇本掙了錢再寫小說。對我來說,寫劇本是一種商業考慮,是為大眾服務,而寫小說是一種自然沖動,是滿足自己。”
相較于石康的直白,《新結婚時代》、《大校的女兒》等多部影視劇的編劇王海鸰也很干脆:“我寫電視劇也有錢的考慮,而且誰都希望自己的受眾多點兒。”“電視劇是個新興產業,從上世紀80、90年代發展至今,現在已經成為老百姓精神生活里的主食,像大米、饅頭一樣不可或缺。有實力的作家介入電視劇創作是件好事,可以為電視劇注入原創的文學性。寫小說和寫電視劇不是矛盾的,是可以并行的,認為寫小說和寫電視劇是相互排斥的,是對電視劇產業的一種誤解,老舍、張愛玲他們當年就寫過話劇和電影劇本。”她表示,她還是很喜歡寫小說的,并且最喜歡自己的長篇《大校的女兒》,“誠實地說,寫小說是最愉快的,它最大限度地表達了我對生活的看法,而電視劇就要妥協許多,因為它要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政策、資金、演員等,對作家而言,不如小說那樣原汁原味”。
對于此次茅盾文學獎沒有好作品的原因,石康表示:“獎金太少了。得有1000萬才行,激勵機制不夠,在原來也許夠,在商業社會遠遠不夠。沒有1000萬肯定引不來好作品,有了1000萬未必能有好作品。”王海鸰則表示沒法談這個話題:“我沒看過推薦名單,沒法發表意見。我自己從來沒被推薦過,如果我被推薦了,也許會關注一下周圍的人在寫什么。”
環境:文學的生態已經改變
進入21世紀,面臨商業化和娛樂方式的多重挑戰,文學已日漸邊緣化。對于這點,程永新表示這也很正常,就像股市一樣誰也不能要求文學老是牛市。可怕的是面對文學的困境,我們還沒有應對的方法,并且對文學的思考很少。
“現在的文學看起來比過去容易多了,出版界看起來一片繁榮,出書也很容易。但這容易的背后,隱含著更大的困難。”程永新說:“改革開放后的30年是中國社會形態變化最快的30年,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最輝煌的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但進入新世紀后,直覺告訴我,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當然這并不排除有個別好作品的誕生。”
程永新表示,目前的文學主要存在四大“困難”:一是一大批實力派作家后勁不足,他們似乎已經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寫完了,再也難以超越;二是年輕一代和年老一代出現了明顯的斷層現象,青春和網絡寫手根本不認同老一輩的文學價值和傳統,“前年的‘韓(寒)白(燁)之爭就很說明問題,論戰雙方用的都是自己價值標準,根本就是雞對鴨講”;三是文學邊緣化越來越嚴重,商業化、電子媒體和網絡文學等的沖擊,使文學已變成小圈子里的研究對象,許多作家的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更使文學遠去,“有的作家剛寫了幾個中短篇,就急著去寫長篇出書了”;四是包括文學在內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力減弱,“過去30年,文學已經解決的問題又重新回來了,出現了一種倒退的趨勢。比如近些年流行的‘貼著地面行走’的寫作,成為一種時尚的一窩蜂。許多作家都去表現底層生活,我有時一天看的稿子全是寫民工的”。為此,程永新呼吁,“價值標準的混亂造成了文學精神的迷失,現在到了該考慮文學出路的時候了”。
應該說,在泛娛樂化的時代背景下,影視作品無論對社會還是作家本人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對此,程永新認為,進入新世紀,文學的領域更加寬泛。而且現在電視劇的水平相當不俗,無論在創新能力還是在影響力上,都不輸于甚至超越了傳統的文學形式。傳統文學形式應該把各種文學形式中好的基因吸收進來,拓展自己的表現形式。另外,在文學的價值標準和審美習慣方面,也應該順應時代的變遷。
但程永新強調,“無論對青春文學、網絡文學和影視劇創作如何的開放接納,都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應該放棄它應有的代表精英文化的追求。”對這一點,石康似乎也很認同,他說:“一部作品的好與壞,要靠時間來檢驗,并不在乎知道的人有多少,有很多好書是中國人沒聽說過沒看過的,它們依然是好書;有的爛書流傳得哪兒哪兒都是,可它們依然是爛書。就好比100年后,人們還讀普魯斯特、托爾斯泰。”
其實,對于文學環境文學生態的改變,許多作家是歡欣鼓舞的。石康表示:“我覺得現在從事文學創作的環境挺好的,因為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就能掙到錢,就有市場。當然市場也是分層次的、滿足各種人的各種功能的,即便是體現人文精神也是分層次的。”王海鸰也表示:“無所謂環境好不好,優勝劣汰,不行就淘汰,自己回家寫日記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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