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評論家參加作品研討會,作家需要塞紅包意思意思。面對這種“非正常”的“正常現象”,曾獲得《文學自由談》“新銳作者獎”的青年評論家李美皆撰文認為,只要那些功利性的研討會在開,紅包就無法杜絕。紅包現象的癥結不在于紅包該不該拿,而在于研討會該不該開。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如作家遲子建所指出的:研討會應該遏制。(《羊城晚報》3月29日)
誠如作者所言,層出不窮的作品研討會基本可以概括為紅包的盛行和意義的匱乏,不僅勞民傷財敗壞風氣,而且耗費了評論家和作家的精力,不利于文學事業的發展,確實應該批判。然而,將紅包現象的盛行歸結于研討會該不該開,進而認為應該遏制研討會的觀點卻值得商榷。
其實,作品研討會只是一種形式而已,至于是用它來加強與讀者的交流溝通,以提升自身寫作水平,還是借它來做廣告,提高作品銷量,取決于開研討會的人如何充實內容。同是研討會,王蒙就曾請“罵”過自己的韓石山參加,這在當時傳為佳話。可見,作品研討會作為形式,仍具有存在的價值,沒有必要因為紅包現象就一棍子打死。
而且,即使沒有了作品研討會,也并不等于就沒有了紅包現象。在這個商業社會,部分作家依然可以換別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紅包照樣可以送出去,而且也照樣有大批人接受。可見,紅包現象的癥結并不在于研討會該不該開。
筆者認為,這一類作品研討會根本就不用遏制,而是應該通過市場懲罰來迫使其自救,以回歸本義。畢竟,作品研討會仍有促進交流、提升水平等價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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