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遜：國學發展，方興未艾，任重道遠

　　記者：錢先生，您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最近幾年國學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對國學熱，您個人是如何看的？ 

　　錢：這是好事。過去很長時間內，多數人認為國學是老古董、是糟粕，批判、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潮曾經占著主導地位。經過文革十年的浩劫，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全國上上下下都在反思這個問題。國學熱的出現，特別是十七大提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標志著一個轉折。標志著我們走出否定、批判傳統文化的時代，轉向在弘揚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這不是哪一個人，或哪個媒體，提倡、炒作的結果。它是從上到下，也是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共同探索的結果。當然各階層人們思考的內容是不同的。黨和政府考慮的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全局；普通百姓想的是解答生活中的困惑；廣大年輕的家長可能主要是關注怎樣使孩子健康成長，不走邪路；學者們則是從學術上反思總結近百年來中華文化發展的歷程和經驗。但總的方向是一個，就是尋找解決當前社會面臨問題的出路，而結論也是一致的，即要立足于中華文化，從中華文化中吸取智慧。這個轉折意義重大。 

　　記者：錢先生，您認為對國學的熱度是短暫的、還是長久的？會持續多長時間？ 

　　錢：上面我已經講過，國學熱是一個總的發展趨勢，反映了時代的潮流，所以一定會向前發展。但是路還很漫長，我們需要做大量的深刻的研究，大量的普及工作，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經濟改革初期提出要“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文化問題也是如此，需要我們長期摸索，穩步前進。也有人說國學沒有熱，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正的弘揚中華文化需要漫長的時間，現在是方興未艾。 

　　記者：清末以來，有人將中國傳統學術分為漢學和宋學，也就是“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區分，您認為在今天，這兩種方式的利弊何在？ 

　　錢：現在主要問題不在這里。學術上“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都有其重要地位。注釋、講解肯定都有個人的想法，不是說溫故而知新嗎？沒有個人的思想，就沒有發展。問題是要處理好闡述經典文本原意和個人見解的關系。我認為要注意兩點：第一，首先要立足于傳統的經典文本，力求準確把握和傳達經典的原意。第二，要把對文本本意的講解和自己的發揮區分開來，不要混在一起，以免誤導聽眾或讀者。當然，講自己個人的思想，也可以講得很好，對人有幫助，也是有益的。但這個好處不是傳播經典的好處。我們要在經典與讀者之間架起橋梁，要從準確把握和傳達經典原意出發；離開這個基礎，任意發揮，就變成只是自己的思想了。 

　　其實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而是提高與普及的關系問題。弘揚中華文化，需要從普及和提高兩個方向上努力。弘揚中華文化不是簡單照搬傳統，而是要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要吸取人類文明的成果，做出新的闡釋，推陳出新，發展到新的階段。這需要艱巨的高深的研究工作，同時也需要普及。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與普通中國人生活的緊密聯系。如果不能普及落實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它就會萎縮。過去一個時期，對普及重視不夠。國學熱的興起把普及的問題提到了我們面前。普及和提高，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向。而二者的要求、做法都是不同的，這里就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現在一些問題上的爭論，不少就是和這有關的。比如，普及就會要運用現代傳媒手段，就要運用聽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而這些在學術研究中是不適用的，或不必要的。如果只從原來熟悉的學術研究的習慣和規范來衡量普及工作中的做法，就會提出許多疑問和質疑來。 

　　高深研究和普及工作的要求、做法都不同，因而也需要分別由兩支隊伍來做。高等院校和研究院從事高深研究的高層次學者，也應該關注普及，為中華文化的普及發揮作用，但是不可能要求他們都來參加普及工作。我們需要有很好的研究隊伍，也需要有高質量的普及工作者隊伍。需要建設專門的普及工作者隊伍，而且需要有適應不同層次普及工作需要的普及工作者隊伍。總之，如何搞好普及，如何協調處理提高和普及兩個方面，這可能是今后需要特別關注研究的問題 

　　記者：于丹教授解讀《論語》的傳播方式，跟以往學者的做法不一樣，也引起了諸多爭論，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反對的人認為于丹教授對《論語》的理解過于淺薄，不夠厚重，對于這種說法您是怎樣看的？ 

　　錢：有不同意見和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關于《論語》的理解和講法不同，是正常的，也不可能有哪一個人能說自己講得都對。我們一直希望學術上有正常的百家爭鳴、和而不同的局面。希望開展正常的學術批評，互相批評，互相切磋。不宜過多炒作，不要有偏激的思維方式。前一段的爭論中，有一些說法比較情緒化。比如說某人沒有資格，要求他下課等等。大學聘教授，要有資格認定，講讀《論語》的心得，我想不存在資格問題，大家都可以講，但是要講責任。講的人要盡心盡力，把最好的講給聽眾；媒體要負起引導的責任，盡可能引導國學熱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錢遜為清華大學教授、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