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讀了很久

　　改革開放30年，也是思想解放的30年。籠統地講，圖書的被使用程度同這一歷史進程的關系，前半程緊密，后半程稍顯疏離，但始終互相影響不曾分離。自本期起，本報將連續刊發一組學人關于自己閱讀生涯的回憶文章，這些帶有私人印記的讀書記憶，既可折射那場波瀾壯闊的 歷史洪流，也可伴我們走近又一個圖書的節日。

一

　　十多年前，北大拆了南墻。此舉一時引起熱議，被認為是學校向社會開放的象征。有幾位老友趁“熱”打鐵，合伙在南墻舊址一隅開了家小書店，取名“風入松”，也就是現在這個風入松書店的前身。我前去道賀參觀，忍不住問了一句：“為什么不索性取名‘南墻書店’？”我心里想的是：立于北大南墻墻基之上，又有“不撞南墻不回頭”的老話給墊著，多現成的名字！何至于要繞到“風入松”這樣一個古詞牌名上去？老友們回答說：“想過，也申報過，但沒讓注冊。可能是申報‘南墻’兩個字的人太多了！”話雖如此，可我還是覺得“風入松”這個名字過于繞口，也過于文氣，反映出老友們那點難舍的文人趣味。所以，回家后我戲填了一首“風入松”寄贈——

　　借它學府販書香，偏做了南墻。
　　幾多癡漢來相撞，回頭處，人海茫茫。
　　不見那人蹤影，空余滿目風光。
　　在商今日亦言商，顧我者周郎。
　　當年心事誰堪問，黃昏后，共話夕陽。
　　守著自家店鋪，忘卻人世滄桑。

　　我當時也是文人興起，但這點游戲之筆其實也藏有一些真實的感慨。到如今想起未待“黃昏”就已早逝的王煒兄（當年興辦風入松的老友之一），倒覺著是感慨遠多于戲言了。

　　“風入松”興辦之初，正值我也卷入了央視《讀書時間》欄目的創辦工作，所以我的感慨一半也是因自己而發。想我與書糾纏了大半輩子，鬧出的故事不少，卻大致用三句話即可概括：讀書是生活；靠讀書生活；靠書生活。簡單解釋一下是這樣。我在青少年時期有過如饑似渴地讀書的階段，那時侯讀書就是生活本身，不是“為了”什么別的目的。后來有了機會，把當年如饑似渴讀的書當做敲門磚，考上北大做了“學者”，便開始靠讀書生活，因為書已經成為“資料”，“占有資料”乃職業也即生計所需。到了再把做“學者”的那點積累用來給央視《讀書時間》打工，就只能說是靠書生活了，因為“讀”已經改為“翻”，且恨不能像聊齋故事里的那位高人一樣，改為用鼻子嗅了。籠統這么一說就能明白，我離我讀書的某種初衷顯然是越來越遠。我的感慨或許就源于此。

二

　　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在小學一年級時，我因比同學們多看了幾本小人書而獲得老師的一個特別獎勵。那是一枚燙金的書簽，一枚在我記憶中精致無比的書簽。書簽上印有高爾基的一句名言：“書，是心靈的窗戶”。我想，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我便開始把書看做一種生活必需品，把讀書看做是一種日常生活。道理是很簡單的：就連囚室都有鐵窗，可見沒有窗戶的房間是不能住人的，而每天打開窗戶確實是一種日常需要。

　　有一則回憶說，畫家黃永玉先生文革期間曾一度被迫居住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斗室之中。他于是揮毫潑墨，在墻上給自己畫了一個陽光燦爛的窗戶。我以為，這個傳為美談的故事具有某種象征性，可以用來說明我和我的同時代人曾經有過的心靈生活或精神生活。禁書就相當于封閉窗戶，把幾乎所有的書都禁了，就意味著一代人都住進了沒有窗戶的斗室。但心靈的饑渴卻是禁而不止，于是鑿壁偷光（沒想到這個成語竟用到這兒來了！）的事就必然會發生。我偷過書，并且因為偷書和偷讀禁書而坐過牢，案由是反革命。在看守所里我親眼看見了鐵窗，那可是一年365天都開著的！

　　在看守所里我過了幾年完全徹底沒有書的生活。鑿壁偷光也絕無可能了，我至多只能悄悄地“反芻”過去讀過的一些書。盡管肉體的饑餓很強勢，在感覺上占據了統治地位。但精神的饑渴也還是無時不被覺察到的。家人送進來的一管牙膏的包裝設計就能“沖擊視覺”，讓你意識到眼睛對色彩的饑渴；墻外飄進來的一串口哨聲就能回腸蕩氣，讓你意識到耳朵對樂音的饑渴。當然，那些饑渴的原發地其實并非眼與耳。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夢想：給我一本英語詞典，我會把它整個給吞吃了！——我相信我能在很短時間內就把所有詞條都背下來。

　　確曾有一個機會驗證了我的貪婪。在入獄兩年之后，我因病住進了監獄醫院。在病房里竟意外獲得一本《大眾科學》雜志的合訂本，我于是有了兩年以來的第一次閱讀。那當然是一次狼吞虎咽的閱讀，但奇特的是，那同時卻也是一次細嚼慢咽的閱讀。這么說吧，我是恨不得一口就把它吃下去，但每一口又舍不得往下吞。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在讀，而且每一讀都力透紙背（又一次：沒想到這個成語竟用到這兒來了！）。那個合訂本連載了石油生產從提取到煉制的全部工藝流程，我當時竟能如數家珍一般地復述出來，不會漏掉任何一個細節。要知道，這之前我對此是一無所知，并且不敢說有任何興趣。

　　在我的閱讀生涯中，那的確是平生僅有的一次奇特經歷。事后看，我并沒有從此就對有關石油生產的任何事物感興趣。事實上，我當年可以如數家珍的石油生產工藝流程，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凈。我能記得的，只有我在閱讀過程中的贊嘆之情。我贊嘆的是那種工藝設計的精細奇巧。看來吸引我津津有味地讀下去的，是人類的一種心智活動。我于是想，為什么說開卷有益？不僅僅是因為一開卷必能獲得知識，更重要的是因為一開卷就能參與到人類的心智活動中去。也許就是在這種意義上，高爾基才說“書，是心靈的窗戶”。

三

　　當初我狼吞虎咽加細嚼慢咽地讀“石油生產工藝流程”時，當然不會去想那種知識對我能有什么用處。其實，入獄前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哲學書籍時，也做夢都沒有想過我將來要做一個以“搞哲學”為生的“學者”。在人生的青少年階段，哲學問題的產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或許是因為，對于被命名為“智人”的我們這個物種來說，追問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乃是一種內在固有的沖動。我當然不是一個例外。

　　不過，我們那一代青年人對哲學的興趣也許還附加了一個歷史原因，那就是：我們那時候普遍具有一種政治關懷。用文革時期流行的說法，我們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樣一個大問題。而我們所受的教育使我們抱定一種看法：只有從“哲學的高度”才能最終解答這樣的大問題。我自己吭哧吭哧地讀黑格爾的《邏輯學》，就是因為列寧說“不懂黑格爾的《邏輯學》就不可能讀懂馬克思的《資本論》”。我讀了《邏輯學》，又讀了《資本論》，并沒有因此就想清楚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但是，到1980年我卻因此考上了專業方向為“黑格爾與新黑格爾主義”的研究生。我不是沒有過春風得意的感覺，但在內心深處有時候會隱隱覺得這事似乎有那么一點嘲諷的意味。所以，我很能理解錢理群先生在考上北大以后感到的不安。——他竟然寫長信給朋友解釋自己考學的動機，仿佛他的考學意味著某種背叛。（見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

　　我對我們當年那種“思想貧乏的關懷”評價不高。不過我也深知，需要做的，是盡可能改變“思想貧乏”的狀況，而不是索性放棄關懷。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放棄還是堅持？”是一個與漢姆萊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樣嚴重的問題。這也許是因為在被封閉的“斗室”里成長而形成的一種偏執反應。那種“斗室”的功用就是要脅迫我們放棄自己的心靈生活。魯迅先生筆下的“狂人”說得好：“我怕得有理。”有所關懷一度被我們認作仍然擁有心靈生活的某種標志，自然會顯得生死攸關。我們的堅持絕不是在“與風車作戰”。只不過在正常情況下，心靈的關懷理應比我們那種近乎焦慮的關懷要寬廣得多。

　　近三十年來，我也一直在為改變自己“思想貧乏”的狀況而做努力。在我看來，能做的努力依然只有讀書，尤其是讀過去讀不到的和有意無意被忽視了的書。盡管有某種“先天不足癥”難以根治，但情況還是能有所改善的。當然，出于生計或職業需要的閱讀恐怕就收效甚微，所以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讀書是私事”，并且有“終日伏案卻時常偷閑讀書”之一嘆。

　　我很感欣慰的是，這兩三年我的閱讀終于擺脫了職業的壓力和事業的誘惑。于是，讀書的那點原初的動力（那點追問、那點關懷……）又完整地回來了，我的讀書生活又與我青少年時期的讀書生活完全對接。不敢說還是那么如饑似渴，但卻也常會如癡似醉。而且，閱歷讓我牢牢記住了“書是人寫的”這一點，因而每開卷就仿佛搬了把椅子坐在了作者的對面，那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哪！

　　是已經“近黃昏”，但我卻把那點文人的感慨擱在了一邊，欣然做了里爾克筆下的“閱讀者”——我已經讀了很久自打這雨聲潺潺的下午躺臥在我的窗口室外的風聲我充耳不聞我的書又重又厚書頁對于我像一張張面孔沉思時，神情嚴肅讀著它們，時光便在我身邊淤積、滯留驀地，書中一片光明書頁上寫著：黃昏、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