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課余學術報告會

　　西南聯大學術空氣很濃，學術講演幾乎天天都有，有時一天還不止一場，有文藝的，學術的，時事的。還有些文藝表演，如詩歌朗誦、音樂欣賞等，活動多在白天。我在西南聯大期間有時選擇地參加。

徐悲鴻談畫

　　徐悲鴻先生由歐洲經蘇聯回國返母校，過昆明，聯大學生會請他講演。 他講了在蘇聯參觀蘇聯紅軍衛國戰爭畫展。他說蘇聯衛國戰爭調動了全國各界的愛國熱情，藝術也充分發揮了它的積極作用。蘇聯畫展組織者動員了全國有名的不同流派拿出作品參展。大量的作品是描寫紅軍抗擊德國納粹的戰爭。也有些風景畫家，沒有畫過紅軍衛國戰爭的作品。為了使畫展豐富多彩，表明全蘇聯流派一致的團結精神，盡量動員藝術界更多成員參加。當畫展組織邀請這些老畫家拿出作品時，一位老畫家生氣地說：“沒有，都給釘上木板了”(因為當年蘇聯革命成功后，有過極左的行為，把不是直接表現革命的繪畫作品封閉起來，教堂的宗教故事畫用木條釘上謝絕參觀，曾引起一些畫家的不滿)!經動員者一再勸說，這位風景畫家拿出一幅鄉村風景畫。徐悲鴻在展覽會上看了這一幅畫，題名“綠舞”，一棵大樹屹立在田野上，樹葉迎風飛舞，生動極了。恰好有幾個青年參觀者也在欣賞這幅畫，問解說員：“這大樹和房子很好，畫上怎么不見紅軍啊？”解說員機敏地說：“你不是看見樹后這所房子嗎？紅軍隱蔽在房子后面啊！”徐悲鴻先生有一幅古代寓言畫。明清之際中國社會上流行一首歌謠，“他人騎馬我騎驢，中懷怏怏恨不如，回頭又見推車漢，心下一時稍舒齊”。大意說，有人看到別人騎馬，自己騎驢，心中不平衡，回頭又看見推車漢子大汗淋漓地推車上坡，心中的不平衡又緩解了好多。這首歌謠在于說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教人安分守己，并沒有什么“革命性”。蘇聯的畫家同行們看到這幅推車圖，他們雖不懂漢文，卻很欣賞畫中的推車人兩臂肌肉豐滿凸起，很有力量，稱贊把勞動人民的精神畫出來了，要求贈給國家美術館收藏。徐悲鴻先生答應了。解放后，我有幾次去蘇聯，曾向有關方面打聽徐悲鴻這幅推車圖是否還在，他們說，展品經常輪換，一時很難查找了。很遺憾沒有親眼看一看徐悲鴻先生的這幅推車圖。

焦菊隱談二戰時期的英國人民

　　納粹德國首先發明飛彈(后譯為導彈)V1、V2,利用它攻擊倫敦，造成大量居民傷亡，建筑被毀，危及交通，市內道路通行天天改變。當時倫敦一家大百貨公司遭到飛機襲擊，屋頂炸穿，被開了天窗，但仍照常營業。公司門口布告：Open as usual。第二天又被炸了，屋頂的破洞更大了。百貨公司又公告：More open as usual。英國人民巧用Open這個雙關語，more open既表示對敵人的藐視，又體現出倫敦市民的樂觀幽默性格，遭炸而不氣餒。居民生活用水、食物均按定量配給。洗澡規定只能放半盆水，無人監督，市民都能自覺遵守。丘吉爾70歲生日，配給部多發給半磅茶葉，附言說，為了祝賀您的生日。像丘吉爾這位英國戰時最高統帥也并不比一般市民特殊。

　　法學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勢報告，分析德蘇不會開戰，有四條根據，先講了兩條，中間休息二十分鐘。恰好這時街上報童叫喊“號外”，“號外”，“德蘇開戰了”，“德蘇開戰了”。主講人頗感尷尬，宣布下半不講了，提前結束。其實，世界風云變幻莫測，一介書生僅僅根據報刊、文獻提供的有限信息資料去做判斷，結論有誤完全可以理解。后來二戰記載德國出兵進攻蘇聯，連斯大林還判斷失誤，何況遠離實際的東方學者？這位教授照常受到學生們愛戴。

學術講演

　　西南聯大人文學科專家云集，學術風氣活躍。北大文科研究所羅常培教授積極組織，領導。聯大還有許多學術社團組織，也經常開展各種學術活動。我聽過的學術講演，現在記得清楚的有湯用彤先生的“言意之辯”。向達先生的“唐代俗講考”，介紹唐代的寺院培養一批能言善道的僧人，以講故事的方式，向群眾宣傳佛教信仰，講述因果報應，聽講者聽得入迷。馮友蘭先生講“禪宗思想方法”，說禪宗的認識論用的是“負的方法”，用否定的詞句表達要肯定的意義，以非語言的行為表示要表達的意義，“說就是不說”。講演散會時，天氣轉涼，馮先生帶了一件馬褂，穿在身上，馮自言自語地說，“我穿就是不穿”。這部分內容收入了他的《新知言》一章里。賀麟先生講《知行合一新論》，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有所發揮。低層次的“知”和低層次的“行”是合一的；高層次的“知”和高層次的“行”是合一的。他說大學教授運用大腦，是大學教授的“知行合一”，舞女運用大腿，是舞女的“知行合一”。主持講演會的湯用彤先生宣布散會時說：“我們運用大腦完了，也該運用我們的大腿了。”《知行合一新論》收入他的《會通集》。

　　化工系陳國符先生在德國專攻造紙，他業余常翻閱我國道教全書《道藏》，有一次講演會上他講“道藏源流考”，這是他探索道教的開始。他這項業余愛好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后來逐漸深入，其成就和影響超過了他的化工造紙專業。他開辟的新蹊徑受到國內外同行的稱道。他講一口鄉音濃重的常熟方言，不好懂，喜歡用強調副詞“交關”，講一兩句，就出現一次“交關”。有一位聽眾，散會后走在路上還喃喃地說，“他的話交關難懂”。

　　西南聯大的學術講壇，也吸引了外省學者的興趣。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黎東方教授到昆明講“三國歷史講座”，租用省黨部的禮堂，售票講演，送給聯大歷史系教授們一些票。姚從吾、鄭天挺等先生都去聽過，我也分得一張票。為了適應廣大聽眾的趣味，黎東方先生講歷史故事時，經常加進一些噱頭。講三國時期呂布與董卓的矛盾，把三國演義的一些情節加以演繹：“呂布充當董卓的貼身侍從武官，住進相府。呂布就在客廳支了一只行軍床，這樣與貂嬋見面的機會多了，隨便談談三花牌口紅的優劣，談得很投機……”由于黎東方善于隨時加進一些“調料”，他的講演上座率不錯。聽說他在重慶的講座也很受歡迎。我只聽過他一次講三國，在散會回來的路上，與姚從吾先生隨走隨聊，認為用這種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歷史有長處。但這只有黎東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辦到，我們學不了。

　　這些瑣事，說也說不完，只可作為茶余飯后閑談湊湊熱鬧。事隔六十多年，記憶猶新，愿與西南聯大校友分享逝去的生動活潑的一段生活。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