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美化”先“妖化”，于丹楊雨大膽站出來

　　“好酒怎么了？好賭怎么了？好色又怎么了？”這是中南大學年輕的女教授楊雨在湖南長沙政法頻道講李清照時評價李清照的駭人三問。楊雨眼中的李清照就是好酒、好賭、好色。我是先看到報道，然后在網上看了楊雨的演講視頻的。看完，覺得楊雨講得沒有那么邪乎，那些狠話，一切是為了炒作的需要，她只是把李清照當成一個思想解放的同齡人，而不是當成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詞神來解讀的。好多網友說，楊雨是把李清照“妖魔化”了，沒那么嚴重。

　　李清照是堂堂的正面形象，要想在這個浮躁的年頭復活，以引起公眾的注意，就得加點顏色。于是楊雨就成了化妝師，根據當下觀眾的喜好，來打扮易安居士。試想，如果楊雨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地講解，還會有那么多人關注嗎？

　　原因在于，大家的神經如今變得麻木了，原來針扎就痛，現在錐扎也不管用了，心靈都起了老繭子。那就需要下猛料，需要鋒利的刀子和斧子。也就是要驚世駭俗，要矯枉過正，哪句話狠說哪句，哪個詞兇用哪個。等喚起觀眾的興趣后，再展示其美好的一面。我喜歡李清照的詩詞，心中的李清照，是眉清目秀，才華橫溢，不染風塵的。可是楊雨評價說“李清照是個賭棍，一點不冤枉她”、“她是迷戀賭博，精通賭博的賭神”，“酒鬼李清照”。初聽來覺得別扭，刺耳，因為這些詞一般不會用在女性身上。但聽完也并沒有更嚴重的反應。因為楊雨的講解有自己的方向，那就是為了“美化”，先來“妖化”。楊雨是在說書，就跟單田芳一樣，不是宣讀關于李清照的學術論文，應該尊重她的個性化、通俗化解讀。

　　有個現象值得研究，那就是一味的“正確”沒人關注了，“錯誤”反而讓人感興趣。比如體育解說員韓喬生再說“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觀眾不答應了，他必須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才夠味，才過癮，才像韓喬生。大家喜歡經常來點兒口誤的韓喬生。

　　追求殘缺，不追求完美。太過完美，不食人間煙火，那就陷入“偽”。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妖魔化”，我是持肯定態度的，我非常反感“文革”期間塑造的那些高大全式的人物，那些所謂的正面人物破壞了人們的審美感覺。非好即壞，生活哪有那么簡單，人群分類哪有那么界限分明。但解讀歷史人物，要有個底線，就是要真，不要假，也就是不能離譜。

　　楊雨的講解，當然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在評價李清照時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就是把李清照的詩詞等同于李清照的自傳了，于是得出了許多荒唐的結論。詩詞是一種創作，有藝術的虛構元素，不可能是“起居注”。莫言在小說《紅高粱》的開頭這樣寫：“1939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但莫言寫的是小說，而不是自傳。你如果說莫言的父親就是土匪種，那就大謬了。

　　另外，我想說的是，李清照是咱山東老鄉，山東研究李清照的學人也不少，為什么就不能出個楊雨這樣的人跟她PK一下呢？去年4月22日，于丹來曲阜講學，各媒體都非常關注。遺憾的是，我的母校曲阜師大風平浪靜，好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般。我問其中的一位教授：“怎么不請于丹到學校講上一課？”這位教授說：“于丹又不是學者，請她干嗎！我們學校講《論語》的隨便挑出一位就比她講得好！”也許這位教授說的是事實，但是你能否認于丹的影響力嗎？你能否認于丹的“酵母”功能嗎？

　　對于丹和楊雨，有些老學究不喜歡，讓他們不喜歡去。講錯了，講對了，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判斷，但她們講出了影響，這才是我們要研究的。我呼喚齊魯大地上的于丹和楊雨站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