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水手的歷史生活

　　“敘事史的復興”引領了西方的史學革命。歷史研究對象從群體轉向個體，勞倫斯·斯通的水兵無疑是個肇始，經過幾十年的潛移默化，這種思路似乎已體系化地融入了西方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卻開始遭致不知道算是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批判。

特拉法加戰役200周年慶典

　　最近，英國皇家天文協會的一項調查表明，近三分之一的英國小學生認為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是登月第一人。這并不奇怪，大人們的知識也好不到哪里去。前不久，UKTV黃金電視臺公布了一項關于歷史名人的調查，23%左右的觀眾認為丘吉爾是虛構人物，在虛構人物榜上還有南丁格爾護士、圣雄甘地等，不過大偵探福爾摩斯卻被多達58%的觀眾認為確有其人。對歷史教育的擔憂由來已久，2006年底，英保守黨就曾面向全社會征集合理的中小學歷史教學方法以及影響英國歷史的名人，并希望借此推進歷史教學。在相關報道中，英國家長教師游說組織“真正教育運動”的成員尼克·錫頓認為，“學校不重視史實學習，把許多時間花在無用的教學內容上，例如讓學生想像特拉法加戰役中一個水手的生活。”

　　然而，錫頓所嘲笑的一個水手的生活，恰好是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象征。社科出版社《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學》中有一篇楊豫對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的訪談記，記錄了這么一段描述：“第一篇（論文）是關于1588年英國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爭中政府對水兵的不公正待遇。那是在戰爭中寫的。整個二戰期間，我在皇家海軍的一艘驅逐艦上服役了五年。參加過那次戰爭的人都有體會，戰爭的恐懼只有0.1％，而99.9％的是單調、枯燥、無聊和不舒適的生活。當我們的艦隊正駛向南太平洋時，艦只上水兵的經歷突然讓我產生了一個念頭，促使我想去了解過去的水兵生活是什么樣子。”斯通以“敘事史的復興”引領了西方的史學革命。歷史研究對象從群體轉向個體，水兵無疑是個肇始，從前述新聞來看，經過幾十年的潛移默化，這種思路似乎已體系化地融入了西方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卻開始遭致不知道算是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批判。

　　微觀之于宏觀，究竟是個補充和附庸，還是個顛覆。歷史究竟是綱要年鑒與宏大事件的組合還是生活瑣碎的細節，是個嚴肅的方法論問題，爭論不休能夠滿足純學術的追求。2005年，英國紀念特拉法加戰役200周年慶典，來自35個國家的160多艘艦船聚集在英格蘭南部海域，重演當年海戰。這場壯觀的典禮足以讓孩子們記住英國皇家海軍擊敗法西聯合艦隊的豐功偉績，這場海戰之后，英國取得了一個世紀的海上霸權。那個虛擬或現實中的水兵，在歷史上肯定不如當時的指揮官納爾遜上將重要，而海軍上將納爾遜跟他的對手拿破侖相比，又只能算是個小人物了。滑鐵盧戰役的英雄威靈頓將軍也不幸被排在了前邊的虛構人物榜上，這些戰役和這些大人物的真實性與重要性顯而易見，但在歷史書與故事書中反復出現的結果則是隨著知名度的不斷提升，歷史感卻在不斷下降。

　　人們很少去質疑歷史有什么用，如果非要問這個問題，以史為鑒應該是個擲地有聲的回答。談到以史為鑒，一個小學生成為普通水兵的可能性遠遠大于成為海軍上將，那么，去想像一個水手的歷史生活和想像將軍的運籌帷幄相比也許更為現實。在帝王將相資治通鑒的時代，對老百姓而言，歷史也許只是一種娛樂，所以，三國演義遠比三國志受歡迎。而三國游戲取代三國演義之后，歷史成為一種可以參與互動的虛構，歷史學家便陷入了目的性的困惑之中。歷史是知識，歷史是文化，歷史是生活，任何一個命題背后都有陷阱。人類社會并不擔心歷史的湮滅，榮格的群體無意識理論已把歷史經驗植根于人類基因，無數的原型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重現于文化、藝術和生活之中，無論我們是否有清晰的認知。

　　所以，歷史完全可以成為一種興趣，一種對于時空中曾在的尊敬。還原到興趣，我們理解斯通對于水兵的偏好，這也是所有歷史研究者和學習者的權利。當然，歷史同時又體現著現世的效用，家長與政治家有權要求孩子們學習歷史以增長見聞和培養民族自豪感。不過，效用和興趣該如何結合，已遠遠脫離了史學的范疇，成為個人選擇和社會選擇的難題。新史學方法論在學校教育中遭遇的滑鐵盧，多半只是個誤會，但歷史和現實的相似度，除了那些名人之外，也許真的是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