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保守

　　“看著我，我叫桑德拉·迪伊，

　　有的是處女童貞。

　　不會在正式結婚前就跟人上床——

　　我不會，因為我是桑德拉·迪伊。”

　　這是在美國音樂劇《油膩》（ Grease,1978）中，那位滿身是性經驗的女主角里佐，以婦女解放運動正風起云涌的70年代的眼光去看待并嘲笑50年代避孕藥尚未發明之前的性觀念。多年來，西方像上述音樂劇等等的大眾傳媒給我們傳遞了一個信息，即西方在性的問題上非常開放、無所謂，但從最近在英國出版的《作為文化史的處子》（Virgins. A Cultural History, by Anke Bernau. 233pp.London: Granta Bookss）來看，那些傳媒所謂的性開放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達與報道的開放，并不意味著在文化發展史上（甚至在70年代后）他們關于該問題的觀念和行為與我們有多大的區別。

　　該書作者指出：“童貞——其失去、保留及其浪費，一直以來都會激發出相互矛盾的反應。在西方歷史長河的大部分時間里，保持童貞之身都被看做是未婚男女的模范狀態，尤其是對女性來說。”但該書并不去追蹤這種觀念的演變過程，即“對我們的女性先輩們如此重要的處女身，是如何在我們這個時代不再被看中的”這種落入俗套的分析與探討，并非是作者感興趣的，相反，她最關注的是我們當前的這個時代是如何重新回到視童貞為值得擁有這個老路上來的。她舉了在西方日益普遍的處女膜修補術的例子，然后提出了以下問題：“這種修復婦女身體童貞的外科手術是讓女性獲得了權力還是有辱其人格？”她接著說：“一些西方的外科醫師和診所可能視之為一種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消費者的選擇，但其值得擁有的心態，歸根結底是因為西方文化恰如其他文化那樣至今仍然對童貞與年輕盲目崇拜。”作者的上述說法表明她的觀點決不代表著美國基督教的保守思想，反而讓我們覺得頗有女性主義的傾向。當然，美國基督教保守派在童貞問題上也并非人人觀點一致。基督教表演藝術家莉薩·布爾騰曾經塑造了“粉色修女”形象，這位修女整天在芝加哥街頭走動，給行人發放上面寫有“鎖上你的小龍頭”與“你不是臺投幣自動售貨機”字樣的手工藝品。結果這遭致了一些基督徒的抨擊，認為用如此直白的幽默文字去宣揚貞操讓人無法接受。作者說《作為文化史的處子》的讀者對象是年輕人，他們在一種浸透著性的文化中成長起來，并不知曉自己還可以選擇一種清心寡欲的生活。在她看來，不管是作為研究者的她還是社會上的年青人，面臨的最大敵人都是商業利益，因為它宣揚童貞狀態令人難堪并否認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選擇的可行性。

　　如果說在性愛問題上絕大部分西方人都同意尊重個人選擇權，或者說大體能做到尊重隱私不強求非要闖進他人臥室的話，那么他們在墮胎問題上的意見則分化厲害，而且往往固持己見，絕少寬容，甚至有時還會因此釀成流血沖突。美國最近出版的一位專業從事墮胎的醫生的回憶錄《共同的秘密：作為墮胎醫生的歷程》（This Common Secret. My Journey as an Abortion Doctor, by Susan wicklund with Alan Kesselheim.268pp.Public Affairs）講述的就是在美國干這一行的艱難險阻。

　　據作者本人回憶，在1991年一月份的一個上午，她來到診所時化了濃妝，在半英寸長的短發上披戴著卷曲、赤褐色的假發。這種儼然是雙重間諜的裝扮幫助她穿越過對手的幾道“封鎖線”而不被認出來，但同時也使她有一種走進罪惡世界的心理陰影。這就是一位墮胎診所醫生的工作狀態。在這個80年代末因墮胎爭論演化為真槍實彈戰場的美國中西部地區，干這一行不僅要背負沉重的心理包袱，隨時還要準備付出生命的代價。

　　她曾經聽祖母講述發生在身邊的故事：祖母的閨友16歲時懷孕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次亂倫性行為的產物。她就用一個利器試圖終止其妊娠，結果是看著她流盡了血死去。作者本人其實在開始醫學訓練前也有過墮胎的經歷。她是這樣描述自己的那段往事的：“他們沒問我任何問題，也沒給我任何的忠告，我離開診所時覺得自己被強暴了一次。”就是這些事例激發了她決心要幫助每一位求助于自己的婦女做出合理同時又真正自主的選擇。

　　作者的女兒為本書寫了個跋。她回憶說，每當自己聽說又有一位醫生因提供墮胎服務而被槍殺時，就會精神崩潰。她把母親看做是力量的支柱，因為她從不因反墮胎抗議者的報復行為而膽怯。她們生活的整個城市貼滿了上有母親照片的“通緝告示”、成群結隊的示威者包圍了她工作的診所，這些排山倒海般的壓力常讓母親哭泣。母親不得不隨身攜帶著裝滿子彈的左輪手槍，與陌生人甚至與親屬交談時都必須小心謹慎，盡量掩瞞自己真實的職業。

　　在西方國家，不管盛行的是基督教的那個教派——天主教或者新教，往往在墮胎問題上比意識形態或種族問題更能讓同一國家的人民針鋒相對，甚至同室操戈，因此也往往成為選舉的熱點議題，政治家必須非常謹慎面對，是所謂“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弄不好這里就會成為他們的滑鐵盧。自20世紀50年代以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婦女解放與嬉皮士運動以來，有條件的墮胎自由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得到了法律的保護，但實際上西方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的博弈至今都沒有停止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