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作家協會七屆三次全委會上,評論家們多次提到“紅包評論”,拿了“紅包”,就順著作家說話。這被認為是當前阻礙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發展的一個癥結所在。
但也有人認為評論家應該得到勞動報酬,“紅包評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中國缺少既定的評論制度。
行情 五百元至一萬元
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北京評論界有一個大致的“紅包評論”行情標準:寫一篇評論文章,“關系戶”500元左右、無關系者1000元以上(不含出席研討會吃、住、行等費用),當然,這個標準僅僅指一般評論家,如果要找知名評論家寫評論,則更高,一般為每篇評論文章2000至3000元,最高的可達千字萬元,如果是圈內的朋友,“有關系”,則1000元即可。如果出席作品研討會,則在以上標準上,增加吃、住、行及贈品,其費用要看接待規格。
甚至還有作者自己寫好評論文章,只請評論家署名而已,其費用一般稍低于以上花費。
在這個“潛規則”中,作家和評論家的“關系”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評論界有句話叫“有關系,什么都好說”。
內幕 找人抬轎子出名
對文壇的這種現象,西北大學教授、評論家楊樂生尖銳地說,“這是全國普遍現象,而且不局限在評論界,各行各業都一樣,有些還是變相紅包。“現在是商品社會,人都想掙錢,想出名,出版業也是商業環節一部分,所以作品出來后,都想造成些社會影響。但這些開研討會的人里,絕對是想出名的占的多。現在好多作家拒絕開研討會,因為沒意思,大多數研討會都是哥們兒、弟兄來吹一吹,抬抬轎子,撓撓癢。”
他認為這個現象的產生,和社會風氣有關,難聽一點說,社會有腐敗環境,評論、批評本身也難幸免。現在人都很聰明,研討會上說說好話,文章里多吹捧一下,作家高興,辦活動的人高興,皆大歡喜。但問題是這和批評底線、批評的道德要求不符,什么是真批評?巴結吹捧算什么批評?
在一般研討會上,每個評論家拿紅包的多少都是互相保密的,紅包“不透明”,因此他稱這是“一個勢力的潛規則,不是務實的潛規則”。
回應 勞動應得到回報
盡管大家對紅包評論都持反對意見,但也有人認為評論家付出的勞動得到報酬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在我國,評論家只是一個社會角色,而非一個職業,一般的評論家都有其他的工作,但其作為“評論家”是沒有“工資”的。
陜西省作協副主席、評論家李國平認為紅包批評是借用詞,它的本質是批評家對某作品發表看法時有沒有拿對方報酬,有沒有被對方收買,但評論家經常面對一些很看不上眼的“垃圾稿子”,也會付出很多心血閱讀和研究。
“要你開研討會、要你寫文章評論,但你有另外的文化消費,你有看不完的經典,讀不完的名著,有很多的消遣,為什么偏要去看垃圾文章呢?”李國平說。
楊樂生對此持相同觀點:“我看了一個讓人惡心的長篇小說,我本身受了那么多痛苦,區區幾百元就可以換回來嗎?我要是有錢人,我就把那200元燒了。”
楊樂生認為評論家的“紅包”掙得很痛苦,因為批評付出的代價和收入根本不成正比,一本書看幾遍就寫1000字,這是個苦差事。
建議
讓報酬制度化
對文壇的這個“流行病”,有沒有對癥的治療方案呢?這就要先了解一下國外的文學評論。
楊樂生介紹,德國的評論家和作家、詩人根本不見面,他們很忌諱見面,因為見面的話就可能帶來傾向性,評論就會有假話、有感情色彩,在報酬上,評論家則享有非常高的稿費,有時一篇優秀的評論的稿酬便可讓他們衣食無憂。但我們國家的傳統是更看重人情,因而制定一個“游戲規則”是所有人的期望。
在目前沒有高額的稿酬給評論家的現狀下,如何改變“紅包評論”滿天飛的狀況呢?
楊樂生說:“評論家的報酬應該有一個方方面面認可的游戲規則和標準,評論家的勞動報酬是明的,任何人都應按照規則辦事、繳稅。建議搞一個聯系、策劃、批評的機構,什么樣的作品要評論應該給多少錢,什么樣的人物應該多少標準,這盡管有點惡心,把評論家弄得跟坐臺小姐一樣,但關鍵是這個標準是公開公平的,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沒有暗箱操作的余地,但可能這只是個近于理想的希望。”狄蕊紅
文壇還有哪些潛規則
為暢銷著“色”因為利益的驅使,現在形成一種觀點,新書只要往“色”往“性”上靠,內容往骯臟下流上寫,似乎就能夠暢銷,就有“市場意識”。
倡導文壇血統論一些知名作家,地域觀念比較強,而且還倡導文壇血統論。某些人際觀念比較重的文學評論家,更是昧著良心為有關系的作者大唱贊歌。
以老“帶”新現在許多文學愛好者都掌握這樣的渠道,只要愿意出錢,許多二流作家就會同意在他的作品上署名。
“天價”稿酬如今“天價稿酬,砸誰誰賺”似乎已經成為了文壇的一個新“潛規則”,當然,也別管這“天價”是真是假。
炒作暢銷概念虛報圖書印數,搏的就是一個暢銷概念,一本書銷量突破10萬,算是暢銷書。暢銷不一定和好看或者有文化價值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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