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偷讀時代

　　周日的圖書大廈異常熱鬧。售書廳滿眼是書，書架上放不下，就堆在地上，人們在中間走，如進了迷宮。書的品種也多了，天文地理、陰陽八卦，只要你想要的，大多能找到。現在的人真幸福，如果書算是財富的話，大家都算“百萬富翁”。

　　有時候感嘆自己生不逢時，最好的年華只能“偷讀”。“文革”時期，學校“停課鬧革命”，我每天跟著大孩子瞎跑，最愛去的地方是“廢品收購站”。“破四舊”剛結束，我們或去“五七干校”或去“上山下鄉”，最需要處理的就是書，每天都有人賣書，廢品站經常排長隊。

　　當時成摞成捆大部頭的外國書、硬皮殼的精裝書、美麗的圖畫書都仨瓜倆棗地廉價賣了。書店除了“小紅殼殼書”，就是“大紅殼殼書”，學校圖書室也不讓進，想看書只能自己想辦法。最常干的是在廢品站看熱鬧的時候順便“偷”幾本，反正賣不了什么錢，大人不管。小孩子的原則是找彩色的、紙好的、厚的。真“偷”到不少好書，莫泊桑的《俊友》就是那時看的，盡管讀不太懂，但很喜歡插圖中軍官杜洛阿的形象：“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略顯火紅的天然栗色卷發從頂門中央向兩側平分，配著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唇上卷起的髭須。”

　　印象最深的是《牛虻》，看完偷偷給同學娜娜講牛虻與瓊瑪的愛情，我聲情并茂地朗誦著：“在你還是一個難看的小姑娘時，瓊瑪，我就愛你。那時你穿著方格花布連衣裙，系著一塊皺巴巴的圍脖，扎著一根辮子拖在身后。我仍舊愛你。”我這邊眉飛色舞，她那邊眼淚就下來了，當時我就傻了。

　　也有失手的，有一次順手摸了一本色彩斑斕的《科學養豬》，超級地郁悶。

　　插隊的那個小村子很偏僻，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電視。幾個月才放一回電影都是“老三戰”，日子過得很無聊。一天老牛找我小聲說“晚上來一趟”。男宿舍里已經有好幾個人，昏暗的燈光下一個封皮已經破爛的筆記本，是小說《第二次握手》。我嚇一跳，“手抄書？犯法的！”當時手抄書列為“禁書”、“黃書”，如果傳看，會被公安抓起來。老牛瞪我一眼，“就你明白，不是內部人都不叫。”當時我們正熱戀，算“內部人”。

　　我剛看了一頁：“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門大街的一條小巷深處，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車來，他叫蘇冠蘭……”就再也放不下了。丁潔瓊和蘇冠蘭幾十年纏綿凄婉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文字流暢。老牛說“就借三天，咱們分頭抄。”把嶄新的筆記本從中間拆開，每人分一沓紙。那個晚上我抄了一夜。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作者叫張揚，因為寫這本書蹲了七年牢，“文革”后才平反。后來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我覺得電影遠沒有書好看。我們那本“真跡”不知道流到哪兒去了。

　　上大學時，思想禁忌少了，書多起來了，可窮學生買不起，圖書館的新書又不借學生。我與圖書館文藝部老師套近乎。她為我想了個辦法，“你幫我們開個介紹新書的專欄，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拿書看了，千萬不能轉借別人”。我偷偷把書拿回宿舍，趁屋里沒人包上牛皮紙，帶到課上看。那門課程叫“音韻學”，任課教師好像是福建人，我一點聽不懂，正好偷偷看小說。從那以后，圖書館的櫥窗里不斷有“新書介紹”，那算我最早“發表的作品”。

　　大二時，某雜志刊登了一部長篇小說《冬天的童話》，引來許多爭論，聽說“要收回”，立刻引起同學們極大的興趣，可是到處買不到。好不容易搞到一本，人家限我兩天讀完。這回得感謝科技現代化：不用抄，每人出兩毛錢，復印了一本。我藏在宿舍拉上簾子偷偷看，沉浸在“只限半天”的時間里。

　　找到一本好書絕對是一種享受，如果后面有人排隊，限時看，感覺更好。“偷讀時代”的我，無數次幻想什么時候書能隨便看，喜歡的書能買得起。如果能坐在搖椅上抱本好書，呵呵，那感覺一定神仙一般。現在我家陽臺上擺著搖椅，家里書滿為患，多到成災，反而不看了。也許是環境、心情變了，讀書的欲望不那么強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