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稿費

　　在解放區，一邊打仗一邊生產，大家窮得丁當響，沒有稿費一說。后來，邊區政府還是尊重作家勞動，發“邊區票”，延安城的作家，可以拿上“票票”進館子，請朋友高高興興吃上幾碗羊雜碎，怪有滋味的。無所謂納稅不納稅。

　　解放了，進城了，以貨幣的形式付稿費了，雖然那時的稅收政策已見雛形，但是對作家并不實行征 稅。1951年出了一件大事，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獲斯大林文學獎三等獎。獎金歸個人所有，而且不征稅費，但是丁、周二人高姿態，丁玲把巨額獎金全部捐給了中國作家協會，周立波把他的部分獎金也捐給作協。作協把兩項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協幼兒園，買了幼兒園的設備，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我的兒子閻力、女兒閻荷都在作協幼兒園里長大，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現在，作協的老同志們還說：“丁玲和周立波捐獻獎金辦的幼兒園，給作協做了很大的貢獻。就是這個幼兒園，最多的時候，要收100多個孩子。”“別看‘丁陳反黨集團’搞得丁玲不像個人樣，可是丁玲這個人把金錢看得很輕，這點不容易！”

　　上世紀50年代初，我國處處效法蘇聯，稿費也學蘇聯，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方式，標準定得很高，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柳青的《創業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趕上好時候了。那時，書的品種少，每本書的印量卻較大，往往一本書就可以拿到五六萬元的稿酬。后來，有人提出作協拿稿酬的駐會作家不應再從作協領取工資了，丁玲就是第一個帶頭響應的人。當時北京一個小四合院，房價不過幾千元，至多上萬元，所以，許多作家都買了屬于自己的房子。

　　周立波在北京香山買了一座大院落。趙樹理用《三里灣》的稿費買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間用他詩集的稿費買了緊挨著后海的房子，是個小四合院，五間北房，屋里都有門互相連通。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到了下半年，出版社停止給右派分子發稿費。艾青就碰到這件倒霉事。雖然人民文學出版社停發右派分子的稿費，作家協會也停發艾青的工資，一分錢都不給，好在艾青事先已經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稿費拿到手。但是，以后的生活怎么維持？高瑛問艾青：“你的書不準出版了，文章不準發表了，養活這么一大家子人，錢花完了怎么辦？”艾青說：“不必想那么遠，活到哪兒就說到哪兒。”

　　反右末期，張天翼等作家帶頭提出不要稿費，作家們熱烈響應，記得作家協會所在地東總布胡同22號的會議室貼滿了擁護的大字報。

　　反右之后，又開始發稿費了，我所在的《文藝報》編輯部，稿酬一般是千字10元~20元，茅盾等知名作家最高開過40元,千字。三年困難時期，稿酬降低，困難過后，以階級斗爭為綱，但稿費標準尚差強人意，我1964年底出版一本小冊子《悲壯的〈紅巖〉》，得稿費四五百元，還清了一切債務，還有節余。

　　1967年底粉碎四人幫之后，即恢復稿費制度，雖然低稿酬，但聊勝于無，不繳稅，作家歡天喜地。進入80年代不久，稿費收稅了，“以800元為限”，作家們耳熟能詳。漸漸地，人言嘖嘖，嘖有煩言。1984年，我寫過一篇小文《稿費太低稅太高》，大意如下：

　　我國實行“低稿酬”，現在是“低低稿酬”。為什么變成“低低稿酬”？稿酬標準跌了，物價漲了。再加上所得稅費較高，一本書慘淡經營有幸出版，實際所得不過寥寥，作家叫苦。

　　低稿酬又加上低工資，作家很難富起來。

　　《創業史》30多萬字，出版以后，按當時低稿酬的標準付酬，柳青變成萬元戶，他用這筆款子捐了一座公社醫院。現在出版《創業史》那樣厚的一本書，稿酬3000多元，繳納所得稅600多元，不算請客吃飯答謝親友，得“大洋”不過2000多。而這樣一部書能夠寫成，“得句如得仙，悟筆如悟禪”，煞費苦心，多少個日日夜夜呀！

　　柳青當時在前門汽車站5分錢買的冰糖葫蘆，現在至少一毛錢。

　　文章發表之后，反應熱烈，好幾位作家捎話、打電話表示聲援。他們當時共同的心情是：對寫稿沒稿費、到寫稿有稿費的變化額手稱慶，對國家財政一時有困難、稿費定得偏低也充分理解，對于納稅，義不容辭，只不過覺得稅率相對偏高。

　　緊接著，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就要召開了，有作家將這一問題向耀邦同志做了反映，胡耀邦同情作家，向相關部門提出交涉，建議減稅，未獲支持。稅收面前，人人平等，黨的總書記也只有建議權。作家再沒有什么說的，4個字：依法納稅。過不久，規定勞務報酬所得稅的稅率不變，稿酬所得稅的稅率卻有了新的算法，即適用20％的比例稅率，但按應納稅額減征30％。2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的時候，評委們閱讀將近千萬字的長篇小說，快要把眼球瞅斜了，可是，每位稅后榮獲勞務報酬960元，我看評委們的臉色有點陰沉。超過800元，就得納稅，沒說的！

　　作家們不但依法納稅，而且慷慨解囊，特別熱心公益事業，令人十分感動。茅盾先生彌留之際，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用他的稿費積蓄舉辦茅盾長篇小說獎，堅持至今，譽滿海內外。

　　去年年底，《楊守松文集》出版，我驚異地發現文集的第11集中，開了一個從1981年——2001年的《稿費及獎金清單》，竟占“地”20多頁。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作家稿費何其低，而精力投入以及風險投入何其大也！一篇不長的報告文學《救救海南》弄得作家又何其苦啊，竟然給自己的名字打上黑色的死亡框！《救救海南》的稿費是我1989年辦《中國熱點文學》時親手開給的：1960元，高過稍前在《解放軍文藝》發表的《海南大氣候》520元近4倍，但20多頁稿費的總計不過283563.16元，不但包括40810元的獎金和兩件獎品的估價在內，還包括3萬多元的“私房錢”在內。這是一個業余作家從1981年——2001年20年的寫作所得啊，難道不是一塊新時期作家稿費狀況的活化石！我當年在南京時同朋友們議論過楊守松，他要是當年下海的話，如此一個聰明能干之人，20年干下來，情況可能比現在強得多得多。當然，仕途、文途、商途，各有各的難處，到頭來篤定不會賠個精光？也難說。

　　巴金從來不領工資，年輕時辦出版社時也不領工資，卻將稿費等等收入捐贈興建中國現代文學館，艱難困苦，玉成其事。老作家96歲時，親睹該館于建國50周年建成開館。如此義舉，能不震驚！

　　1998年，錢鍾書、楊絳、錢瑗一家3口鄭重決定，將全部稅后的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鼓勵好學上進，回報社會。現已積累200多萬元。而楊絳，自1952年工資定級到1987年退休，級別從未動過，卻把她一字一句琢磨出的勞動報酬傾囊“捐給窮孩子們上學”，工人師傅聞訊后激動不已。

　　王蒙用《當代》付給他的10萬元獎金設立“《當代》青年文學獎”。

　　近日，女作家葉廣芩向記者透露，她將在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己掛職的陜西省周至縣樓觀臺景區自費興建文學院。又悉，她已將近年創作所得計50萬元全部投入文學院的建設。想想看，葉廣芩既然現在將稿費所得無私奉獻，難道她當年稿費納稅還有猶豫嗎？ （摘自《報告文學》雜志200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