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是否有黃帝其人？

　　關于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黃帝）的傳說，以往史學界在態度上有兩種偏向。一種是直接引為信史，另一種是斷然否定其史學價值，后者以“古史辯”派為代表。前者為信古派，后者為疑古派。近來學者推崇馮友蘭先生的“釋古”說，努力超越“信古”和“疑古”，以求對古史獲得一種新的理解。“信古”派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 神話傳說有很大虛構的成分，不能直接反映歷史真實。神話可以不依賴任何具體的歷史事實，進行文學式的想像。傳說則須以某些真實的歷史背景為依托，再加上想像的情節，雖說比神話更接近生活，仍不能直接用為歷史資料。“疑古”派在破除迷信古史上有貢獻，但疑古太過，亦有偏失。許多人認為他們錯在史料處理簡單化和未能充分重視和利用更廣泛的古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所以人們努力去引證古史資料，包括金文和各種考古新發現，以證明炎黃說和五帝說的歷史真實性。我認為僅此是不夠的。“疑古”派的錯誤不單在史料的運用鑒別上，更在理論的視野和方法上。其一，不了解古神話傳說積淀著人們世代集體的歷史記憶，在大量想像式故事背后隱藏著歷史真實信息；其二，缺少多視角尤其文化學視角的考察，不了解神話傳說乃是先民構筑民族文化認同符號的重要方式，是彌足珍貴的。研究文字以前的文明起源史，沒有文化學、宗教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考察，只局限于實證史學的狹隘框架，是無法做好的。用近代人類實證科學的思維模式去評論上古人類的精神活動，忽略了先民文化形態的特殊性，看起來“科學”，實際上并不科學。

　　按照文化學的理念，神話與傳說不應簡單歸結為非科學的思維，它乃是先民在當時條件下把握世界和保存歷史的特殊方式。古史學者徐旭生在《中國傳說的古史時代》中將神話與傳說加以區別后指出：“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不僅是傳說，對神話亦可作如是觀。原始神話的文學色彩固然很濃，在其深層不也隱藏著歷史的“質素”、“核心”嗎？因此，神話與傳說都可以納入大史學的視野，成為研究上古史的有用資料。例如“三皇”的神話之一：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在神人英雄故事形式下，積淀著中華上古文明的階段性演進（人工取火、游牧文明、農耕文明）的歷史回溯。傳說則比神話有更多的歷史真實內涵，只是傳承的方式不同于文字紀錄的歷史。

　　“五帝”傳說有多種，表現出早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遠祖認同上的差異。但由若干氏族集團交融而成的華夏族已經出現，以黃帝為共祖的中華民族的芻形逐漸明朗。《史記·五帝紀》所記載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乃是一種強勢的祖源譜系，能表現中華民族融合形成的歷史，為較多的人群所認同，在實際生活里起著凝聚族群的作用。考古學資料和中國民族史研究已經證明，中華民族是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復匯聚與輻射，逐步壯大。在這其中黃帝集團和炎帝集團及其合并起了軸心的作用。從黃帝起，在部落聯盟基礎上形成前后相續的古邦國（民族國家的前身），包括唐堯、虞舜時代，他們都自認為是黃帝、炎帝的子孫，構成較統一的歷史與譜系。后來炎帝崇拜與神農氏崇拜合一，上升到“三皇”譜系，故“炎、黃”中“炎”在前，而“五帝”世紀從黃帝開始。黃帝是氏族社會向民族國家過渡時期的主體族群的首領和代表，是中華民族共推的英雄祖先。既然當時的歷史只能靠世代心口相傳，而人們又普遍具有宗教意識，不能不使黃帝傳說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后來史家如司馬遷不滿足文學式的描繪，便把黃帝等五帝具體化為實人實事，把傳說變成紀實，不免引起后人爭議。這些都不妨礙我們透過“故事”，抓住背后最有價值的內涵：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締造者和中華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著整個民族的智慧和創造，他是族群的化身。因此，我們不必去煩瑣考證其人其事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