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尊黃帝五次高潮

戰國　首次尊黃潮

　　夏人源于黃帝部族。《史記·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史記·夏本紀》：禹為“黃帝之玄孫”。《史記·六國年表》：“禹興于西羌”。黃帝作為始祖受到夏人的祭祀和崇奉。《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 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對黃帝的祭祀或許可以追溯到他去世以后不久。《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究竟有無左徹其人，有無左徹祭祀黃帝其事？已無從考證。我們只能大致推測：黃帝死后，黃帝族內有位名叫左徹的首領為緬懷黃帝的功德，為凝聚本族的部眾，采取了一些方式祭祀黃帝，從而開啟了綿延數千年的祭祀黃帝的歷史。這樣的推測不是毫無道理的，是基本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此說來，“夏后氏禘黃帝”是有依據的，是對自己始祖的追念。

　　從商人的文化樣態來看，確與西部文化不同，應該不是黃帝部族之后裔。甲骨文中有“黃”、“黃尹”、“黃示”、“黃林”，有“帝黃”而無“黃帝”。丁山先生認為“帝黃”即“黃帝”，可惜證據不足。商人在周代逐漸融入華夏族，為“炎黃子孫”這個共同體的壯大做出了貢獻。所以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商人本非炎黃子孫，但商人后裔卻是炎黃子孫。

　　夏商周三族未必都是黃帝之后，他們與黃帝部族的關系有親有疏，遠近不同。相對而言，夏人和周人與黃帝的關系近一些，商人則遠一些，雖說夏商周人的族源與祖先崇拜并不完全一樣，但卻都是在黃帝所開創的大部落聯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已初步把不同來源的祖先匯聚成以黃帝為始祖的大系統。西周時，夏商周人已初步形成一個以“夏”、“華夏”為族稱的民族共同體，到戰國時，黃帝終于成為這個民族共同體共同尊奉的始祖。

　　成書于戰國末年的《世本》記錄了黃帝軒轅氏、炎帝神農氏等遠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及制作等，其中帝系篇、氏姓篇梳理，羅列了炎黃世系與后裔，堪稱我國譜牒、姓書之祖，《史記》、《漢書》、《風俗通義》、《元和姓纂》、《通志》、《古今姓氏書辨證》、《姓氏急就篇》、《萬姓統譜》等多有稱引。《世本》為我們展示的黃帝族譜，其血緣上的真實性值得懷疑，其文化上的真實性卻毋庸置疑。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時期隨著大一統趨勢的出現和大一統觀念的深入人心，人們祖先認同意識的增強。秦靈公設上下畤祭黃帝、炎帝，齊威王鑄敦銘記“高祖黃帝”，兩個曾分別自稱“西帝”和“東帝”的大國國君的尊黃行為極具象征意義。

西漢　二次尊黃高潮  

　　秦漢時期形成了以遼闊的封建王

　　朝統治版圖為基礎的疆域一統，以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為標志的政治一統，以農耕生產為特色的經濟一統，以雜糅了各家學說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一統。西漢初年出現了繼戰國以后又一次尊崇黃帝的高潮，其主要標志就是黃老學的盛行和《史記》的誕生。

　　漢武帝雖然將黃老學從政治舞臺的中央排擠出去，但他對黃帝卻崇敬有加。當然武帝崇敬的黃帝并不是什么道家的創始人，而是得道升天的遠古圣王，是仙化了的黃帝。從戰國起，就有一批方士將黃帝等遠古人物說成是神通廣大、長生不老的神仙，從而將歷史神話化，創造了一套黃帝等人的神話譜系。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舉行了兩漢歷史上的首次封禪大典，此后遵循五年一封修的定制，又先后五次封禪，創下了帝王封禪之最。

　　兩漢時期最尊崇黃帝的非王莽莫屬。“莽自謂黃帝之后，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漢書·元后傳》）王莽曾下書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漢書·王莽傳》）王莽之所以大張旗鼓、不厭其煩地宣稱自己是黃帝、虞舜之后，黃帝是自己的初祖，毫無疑問是在為自己找尋代漢的依據及合法性，這與戰國時取代了姜齊的齊威王鑄敦刻銘宣揚“高祖黃帝”有異曲同工之妙。

　　真正把黃帝民族始祖的地位確立下來的是司馬遷。翻開《史記》，第一位進入我們視線的人物就是黃帝。在司馬遷的筆下,不僅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這些圣賢明君是黃帝子孫,而且秦、晉、衛、宋、陳、鄭、韓、趙、魏、楚、吳、越等諸侯們也是黃帝之后,甚至連匈奴、閩越之類的蠻夷原來亦為黃帝苗裔。如此一來,便把各族統統納入到以黃帝為始祖的華夏族譜系中去了。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大分裂、大動蕩的時期，也是中國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黃帝在民族大交融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曹魏自稱漢相曹參之后，陳壽引王沈《魏書》曰：“其先出于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馬氏在追溯家世時亦稱“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晉書·宣帝紀》）是與不是無從稽考，由此可知時人確有攀附黃帝，自認黃帝子孫之習慣。魏晉南北朝時期游牧民族的帝王、貴族更熱衷于以炎黃子孫自居。

　　黃帝在唐人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宰相李德裕曾上疏敬宗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軒黃、孔子。”（《舊唐書·李德裕傳》）黃帝和孔子并列圣人之首，成為中國文化的偶像。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說：“姓氏之學最盛于唐”。唐人林寶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風俗通。”而成書于戰國末年的《世本》簡直就是一部黃帝和炎帝的族譜。唐代族譜已不可見,宋明以后的族譜大都攀附歷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遠祖黃帝,故而梁啟超感嘆“尋常百姓家譜,無一不祖黃帝。”

　　宋代黃老道流行，宋真宗尊黃帝崇道教，他曾對大臣們宣稱自己夢見了天尊，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宋史·禮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下詔“崇飾諸州黃帝祠廟”，翌年“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宋史·真宗本紀》），“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詳細羅列了各種姓氏之來源，其中源自姬姓的有30余姓。

　　元朝第一次實現了中國游牧區與農耕區的完全統一。元朝統治者面對比自己多出許多倍的漢人，不得不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尊崇黃帝便在其中。有明一代除了短祚的建文帝外，其余諸帝皆派遣官員祭祀過黃帝陵。清代對黃帝的崇祀有增無減，自順治以下十帝中除最后一位宣統帝溥儀外，皆遣官致祭過黃帝陵，致祭次數遠勝前朝。

辛亥革命時期　第三次尊黃高潮

　　鴉片戰爭以后，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后，隨著列強侵華的不斷升級，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以及西方民族主義的廣泛傳播，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中華民族開始由自在轉向自覺，黃帝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尊奉黃帝為漢民族始祖，使用黃帝紀年，自稱黃帝子孫，謁祭黃帝陵，推崇黃帝為國魂，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尊崇黃帝的高潮。

　　1908年9月,同盟會陜西分會會長李仲特與井勿幕、郭希仁等人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開會,決定在重陽節祭掃軒轅黃帝陵。會議推舉郭希仁、張贊元起草《祭黃帝陵文》,并約定鄰省在陜同盟會員共往。大家假扮成延長油礦考察員、商人、獵戶等,紛紛趕往黃陵。最后到達黃陵參祭的共有30人。祭陵儀式莊重儉樸,當恭讀祭文時,大家無不激動萬分,有的甚至失聲痛哭。

抗日戰爭時期　尊崇黃帝第四個高潮期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空前覺醒、浴火重生的時候。黃帝成為號召與激勵海內外華人共同抗戰的一面旗幟，中華民族真正成為一個自覺的民族。中共中央在給中國國民黨的電報中稱:“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后解放之偉大前程。”蔣介石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中說:“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國共兩黨同祭陜西黃帝陵,毛澤東親撰祭黃帝陵文,蔣介石親題“黃帝陵”三字,他們都以“炎黃子孫”自居，黃帝成為促進兩黨再度合作的催化劑，尊崇黃帝進入第四個高潮期。

改革開放時期　第五次尊黃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傳統文化曾一度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階級斗爭的話語系統里，沒有黃帝的位置。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華民族開始了復興的偉大征程，包括黃帝在內的傳統資源重新受到重視。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其中說道：“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愿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此后，海外華人紛紛回祖國探親訪友，投資建廠，“炎黃子孫”是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詞語。從1980年起恢復了每年清明節祭掃黃帝陵的活動，陜西黃帝陵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近年來祭陵活動越來越隆重，河南新鄭、浙江縉云等地也舉行紀念黃帝的活動。第五次尊崇黃帝高潮的出現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重新重視傳統文化的結果。

　　2005年4~7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相繼率團訪問內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內地的第一站就是黃帝陵。他反復強調“炎黃子孫不忘本，兩岸兄弟一家親”。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見宋楚瑜時說：“兩岸的華夏兒女、炎黃子孫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親切。”新黨主席郁慕明說：“新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反對分裂國土，堅持反對否認自己是炎黃子孫，矢志不渝，始終如一。”

　　尊崇黃帝的前兩次高潮恰為中華民族的濫觴和形成期（先秦秦漢時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正值中華民族的危機與抗爭期（清末至民國時期），第五次高潮適逢中華民族的復興期（改革開放時期），二者若合符節，絕非巧合。縱觀中華民族濫觴、形成、發展、自覺、復興的演變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黃帝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黃帝與中華民族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