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科學時報》針對自然科學界的狀況,發出了“渴望”真正學術批評的呼聲。其實,社會科學界的情況何嘗不是如此。在這里,多年來對此也總是呼之者有之,而應之者寥寥。目前學界是真正到了痛下針砭的時候了,否則,這里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就會成為不治的頑癥。
別的不說,就單看近些年學術“包裝”造假 現象吧,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手法多種多樣,五花八門。現在,由作者或編者出面,請人寫書評,進行“包裝”的,相當普遍。問題實質倒不在“請人寫”上;如果給人自由空間,請人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批評,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溢美,不夸飾,也指出難免的瑕疵和缺點來,這本來亦屬正常。問題在于,不單單是“請人寫”,而是靠親朋好友、師生之誼,“請人吹捧”,搞不正之風。更令人作嘔的,還有自己給自己寫書評的,只不過拿去請人簽個名,冒充他人而已。最近,聽學界朋友講到這樣一件事:某編輯前去請名人寫書評,得到的回答是,“沒讀過這本書”。回絕之意很明。但這個編輯卻立即從包里掏出一篇寫好的書評:“請簽個名就行了。”被請托的老先生面有難色:“這怎么行!”于是乎,編輯大人又來了第三招兒:出手往桌上拍了1000塊錢。這可驚呆了老先生,待定下神兒來,方揮揮手,下了逐客令:“去,去,這可不行!”這位編輯三攻而未得手,只得灰頭土臉地溜之乎也。
看看,目前一些人,就是這樣對著作搞請托,做“包裝”的!
不久前,甚至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8年1月3日)上也出現了這種“包裝”造假的事情。事情原委是這樣的:一篇原在國內已經發表過的類乎綜述性的文章,經作者請俄國學者翻譯后,投稿寄給《莫斯科大學學報·歷史版》(2007年第4期)發表了,這本來也還是無可非議的。不過,該大學學報歷史版編者對我國學界情況還是了解一二的,因此,需要引起讀者注意的是,人家在發表此文時,做了相當審慎的、不無深意的編輯處理:首先,特意加了一個副標題:“一個中國史學家的看法”(準確翻譯應是如此);與此同時,在文章之首,即在編者按的位置,把俄文譯者“推介說明”的數百字,加了一個小標題:“譯者的話”(或可譯為“譯者按”)。這是譯者對該文所涉課題在中國學界研究情況的說明,和對這位“著名”中國作者職務和身份的介紹。下面有譯者本人的署名:“哲學博士”某某。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文最后,該學報還打破通常做法,別有深意地特別標識了一個“附言”:“2007年2月9日投稿編輯部”。
看了莫斯科大學學報對該文所采取的這種特意編排處理,明眼人一目了然這篇文章的來歷和性質:該文系投稿而來,有俄文譯者的推薦說明,文章提供的是“一個中國史學家”的“一家之言”。應該說,這是清楚而毫無疑義的。
可是,就是這樣一篇文章,經過這家“機關報”的轉載,又特加該報自己的“編者按”,同作者一起,進行四層“包裝”之后,最后竟變成了如下情狀:
首先,一個普通的“譯者按”,被國內這家機關報特加的“編者按”,說成了是“在國際學界有影響的”莫斯科大學學報的“按語”。
其次,把投給國外刊物的這篇“投稿”,經由這家報紙向國內讀者的“推薦”,又說成了是“在國際學界有影響的”莫斯科大學學報的“轉載”。
還不只此。第三,經此一轉載,莫斯科大學學報上原有的副標題——“一個中國史學家的看法”不見了。指明題目范圍和性質的副標題,對于正文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刪去這個副標題意味著什么?同“譯者的話”(在這家機關報上公然被說成了是莫斯科大學學報的“編者按”)對照起來,就儼然由“一個中國史學家的看法”,變成了“絕大部分中國學者”的觀點。
第四,借此轉載之機,俄文“譯者”兼推薦者的身份、頭銜也被改變了:原自署“哲學博士”的這位俄國學者,又被加了頭銜,改了專業,說成了是“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在這里,譯者本人自署的“哲學博士”被改作了“歷史學博士”,譯者本人不愿使用的另一身份,又被特意強加上了。眾所周知,由“首席研究員、歷史學博士”所寫的有關本專業的推介之文,同屬于非專業的一個普通“譯者”所寫的幾句話,這在學術分量上是大不相同的!故意作此改動,究系何意?人們一看即明,無非是借抬他人吹噓自己。
把在國內已經發表過的幾乎同樣內容的一篇文章,通過“出口轉內銷”,竟是勞心費神如此,采取上述四層喬裝偽飾,在該報上炫耀成了一個十分醒目的大標題:“《莫斯科大學學報》轉載我學者文章”。在這里,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多數讀者都會懷有的疑問:該文從俄文文本轉到中文文本,上述的一些喬裝變化是怎么發生的?是該機關報編輯部收到的中文文本就是如此,還是由編者這樣編排處理的?如果屬于前者,那是有關當事人有意所為,但編者也有失察之責;如果是屬于后者,那編輯應當承擔向讀者提供不實信息之責,理應發文給予公開糾正。
這里還要提出一個問題:一篇學術文章,為什么要如此絞盡腦汁,進行這樣周詳細密的“包裝”?這究竟是為了什么?這不能不讓人推想,通過這種學術“包裝”,是追求“學術外”的某種東西。并且,人們還會發問:搞學術,而心不在學術本身,卻在“學術之外”;這種“心不在焉”、“心在學術之外”的學術,難道是真正的學術嗎?
做學問,原本是老老實實的事情,其宗旨就是“求真”二字。一是,要“求”研究對象之“真”;二是,要“保”研究成果之“真”。如果作為研究成果的學術著作失了“真”,那么請問,作為學術著作內涵的研究對象之“真”,何以承載?如果學術著作“真”之不存,那么,研究對象“真”之焉附?如果說商品之類、各種物件,哪怕是像書籍的外在形式——封面裝潢等,可以包裝的話(但也不可過度包裝),那么,對學術著作本身的內容、性質、評價等等,難道可以搞“包裝”嗎?在這里搞“包裝”,喬裝作假、難道能保持“求真”這一學術宗旨嗎?“求真”這一學術的本義和宗旨一旦喪失,“學術”本身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因此,“包裝”造假,這是一個攸關學術生命的重大問題,是保持學術本真的大敵,深望引起學術界有關方面和廣大學人的重視,從根本上加以糾正和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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