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西南聯大

　　千里赴考

　　1941年夏，我畢業于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高中工科。由于家庭經濟條件不允許我在當時上海租界地上大學，聽說到內地(當時稱抗戰大后方為“內地”)上國立大學不收學宿費，很令人向往。問題是如何去內地？恰巧當時昆明電工器材廠來滬招收工程技術人員，我與同班同學共10人一起報名參加 了。1941年6月，我們乘輪船由上海經香港到達湛江(當時稱“廣州灣”)，然后由赤坎步行到北流；再乘小船到柳州(當時日軍已占領廣州、梧州等大片土地)，轉乘火車到當時黔桂線的終點站河池(當時稱“金城江”)。沒有旅費，就設法搭乘當時資源委員會的鎢砂卡車到貴陽。休整一段時間后，繼續搭乘運鎢砂的卡車到昆明。途經云南曲靖時，因天雨路滑導致卡車翻車，我幸未受傷。由上海到昆明，行程數千公里，歷時共83天，其艱辛可見一斑。

　　到在昆明后，先到昆明電工器材廠報到上班，由于我是高中畢業生，當時職稱定為“工務生”，是工程技術人員中的最低一級。當年我才18歲，倒不在乎這個職稱，一心要讀大學。白天上班，晚上不敢多玩，開始復習功課，準備報考西南聯大。

　　入門難出門也難

　　在大后方，人人知道西南聯大水平高，收費低(學宿費免收，只收伙食費，但可申請貸金，當時戲稱“吃貸金”)。青年學子人人向往西南聯大，每年報名的人很多，但錄取的名額有限。我是1943年夏報考西南聯大工學院的，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的比例為5：1，西南聯大的入學門檻真高。

　　入學后，一年級新生規定在昆明大西門外新校舍(多為簡易平房)上課，學的都是大學本科的基本課程，例如語文、英語、高等數學(微積分等)、物理、化學、體育等，上臺講課的幾乎都是教授，由于戰時缺乏教科書，我們學生邊聽課、邊記筆記，考試時借閱教科書對照筆記復習，如果一二門主修課程不及格，就不能升入二年級。

　　我們工學院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到市內拓東路租用的迤西會館、全蜀會館內上課，學的是工學院的基本課程；微分方程、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工程地質等。當時主課程力學抓得很緊，每隔2-3周老師并不事先通知，臨時突然襲擊Quiz(測試)，出一、二個考題半小時內交卷。習題作業很多，大家兢兢業業，絲毫不敢怠慢。

　　三年級學的主要是土木工程系的專業課程：測量、結構力學、水力學以及一些實驗課程。由于我有比較扎實的基礎，加上已習慣于緊張的學習生活，所以我對上述具準專業性的幾門課程并不感到吃力，甚至考個好成績，可得些獎學金，無形中對學習增添了興趣。

　　1946年夏，當我準備升入四年級時，我們隨校復員到北平清華大學繼續上學。戰時清華園是日軍的傷兵醫院，教學設備多受破壞，我們是邊修復、邊上課的。土木工程系四年級開始劃分為四個專業(結構組、道路橋梁組、水利組和市政衛生組)，以便適應國家對各種人才的需求。到四年級是算總賬的時候了，必須門門課程及格，且要滿足規定的總學分要求。我們土木系1943年入學時有50人，結果到1947年準時畢業的只有20人，可見畢業的門檻也是很高的。

　　民主堡壘

　　1943年我剛進入西南聯大學習時，看到校院內有許多壁報。有的報道在日寇占領區內敵人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引起大家對敵人無限的憎恨而產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有的報道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抓壯丁、四處逃難、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有的報道在陜甘寧邊區，人民翻了身、當家做主、政府清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令人向往。民主壁報受到廣大師生的愛護，歹徒也不敢明目張膽進行破壞，多年來民主堡壘屹立不動。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全國一片歡騰。不久，內戰的陰影籠罩全國，大家十分關心時事，經常聽文法學院教授們演講，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聞一多教授，他激昂慷慨，大聲疾呼，要求大家團結一致，走上街頭，堅決反對政府內戰。1945年12月1日，聯大遭到國民黨軍閥的鎮壓，潘、于、張、李四位師生慘遭殺害。但是嚇不到廣大師生，全市大、中學罷課，走上街頭進行宣傳，高喊：“要民主，不要內戰”，得到廣大市民的理解與支持。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曾經屹立在祖國的西南春城八年，給云南人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