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大學堂首次開學日之謎及其解開

　　我在拙作《解開北大校慶日的百年之謎》一文（發表于1998年8月5日的《中華讀書報》）里，曾提出一般學校的校慶日，都來自于該校成立之時的首次開學日。按照這個慣例，北大的校慶日應來自于其前身京師大學堂于戊戌年（1898年）創建時的第一個開學日。新北大的5月4日的校慶日，是為了紀念1919年爆發的著名的“五四”運 動而特別改的，當然與100年前京師大學堂的第一次開學日無關。那么，老北大的校慶日，是12月17日。這一天是否就是北大一個世紀以前的首次開學日呢？

　　12月17日，確是老北大的校慶日。1948年，是北大50周年。老北大就是在12月17日的校慶日，舉行50周年大慶的。時任北大校長胡適于1960年還回憶說道：“北大五十周年校慶，是民國三十七年（即1948年——引者注）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

　　作為校長的胡適為了紀念北大50周年，還特地撰寫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一文。他在文章里，專就北大校史始于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成立之年的問題，明確寫道：“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歷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起于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歷紀元前124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歷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學向來不愿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的太學的繼承人，不愿意賣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壽。自從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記得民國十二年（1923）北大紀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1938年——引者注）紀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認戊戌年是創立之年。”（王世儒聞笛編：《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老北大從不動搖地把京師大學堂創立的戊戌之年（1898年），當作自己校史上的正式的開端之年，是有光緒皇帝的“圣旨”——《明定國是詔》為憑的，是有客觀的歷史事實為據的。新北大也完全繼承了這個“堅定的遺規”。

　　1960年，是北大的62周年。胡適與相亮功、毛子水等一些北大老人，在臺北還是于12月17日這一天，舉行了北大62周年的校慶活動。

　　人們根據胡適等老北大人既確認1898年是北大歷史的起點，又確認12月17日是北大的校慶日，是否就可以進一步推斷這個12月17日的校慶日就是來自于100年以前京師大學堂新建時的首次開學日呢？

　　可是，就連胡適本身，也沒有斷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慎重地說道：“至于北大校慶的日子，有幾種說法：一說是從陰歷翻成陽歷的今天（12月17日——引者注）。但鄒樹文那篇回憶中說，戊戌年設校之說不確，可能是庚子亂后，壬寅年（1902年——引者注）恢復開學的紀念日。這篇文章……是校史的重要資料。”（《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9冊）

　　鄒樹文的原話的確是這么說的：“北京大學校慶十二月十七日，決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紀念日，而是壬寅京師大學堂的開學紀念日。”

　　鄒樹文這樣說有什么根據嗎？

　　他否定說法的理由是：“何以說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經過了政變風潮，康有為、梁啟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殺身成仁了，那還在反動潮流初發展的時候，由此反動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變，何以能那樣的開這個‘二毛子’的洋學堂呢？”

　　他肯定說法的理由是：“何以說是壬寅呢？一、北平師范大學導源于京師大學堂師范館，這個師范館是壬寅才創始的，這個校慶日期，據說是我的同館同班同學王桐齡先生所考訂出來的；師范大學即用此同一個日期為校慶而紀年，則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

　　誠然，京師大學堂命途多舛，在襁褓中，就接二連三地面臨著死神的威脅；首先是慈禧太后全面復辟的“戊戌政變”的生死攸關的危機，其次是軍機大臣、御史吳鴻甲等人判以“飭歸并刪除”的死罪；再次是管學大臣許景澄因反對義和團而慘遭朝廷殺害；最后是八國聯軍的入侵的空前浩劫。使得京師大學堂的籌建工作寸步難行，度日維艱，只能辦辦停停，停停辦辦，作垂死掙扎。這就難免不給予人以極其混亂的感覺，甚至早已“胎死腹中”的錯覺（但是，京師大學堂卻出乎鄒樹文等人的意外，浴火重生，又復活了）。所以，鄒樹文才絕望地說道：“何以能那樣的開這個‘二毛子’的洋學堂呢？”“北京大學校慶十二月十七日，決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紀念日，而是壬寅京師大學堂的開學紀念日。”

　　但是，鄒樹文卻又慎重地說道：“但是全憑記憶與推想，還不足成為定論。我愿胡校長本他的考訂《水經注》精神，將這個校慶日期的來源確實考訂一下。抗戰期間我在美國一次閑談中還問過他，后來他因在大使任事務太多，想也把此事忘記了。”（以上均引自：《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我與北大“老北大”話北大》，第28-29頁）

　　其結果，胡適從那時起直到他死去時止，不是忘記了這件事，就是沒有忙到這件事。

　　可見，老北大一方面堅持以戊戌年（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創立為校史的開始之年；另一方面又只能以壬寅年（1902年）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的開學之日的12月17日作為校慶日。二者并非是同一年的，前后相差了5年之久。而把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首次開學日，只好作為一個不解之謎留了下來。并且過去了100年，一直留到了今天。這，真令人深感無奈與遺憾！

　　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勝于昔，北大為了隆重慶祝百年華誕，出版了大量校史資料，使得這個世紀之謎，終于有幸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我見到的是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12月31日（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京師大學堂開學。”以及1899年“1月17日（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申報》報道，京師大學堂原擬招收學生二百名……限于十一月十八日到堂，十九日開學……”（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

　　《申報》所刊登的京師大學堂首次開學告示全文如下：

　　“茲照錄總辦告示曰：為傳到事，前經出爾，本學堂學生齋舍，按照定章原額尚不敷。茲將例應住堂各學生，分作三項，核定名數。計仕學院學生三十名，中學生六十名，小學生七十名。除照章報名入仕學院之學生十二名，由本學堂另行知會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該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開學。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報明。如屆期不報，立即扣除，以便續傳足數。切切勿違，特云。”（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申報》的消息，很不及時，晚了17天。但也足見，京師大學堂的首次開學，在我國教育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是傳統教育進行重大改革，開始實行新教育制度的標志，在當時是社會上的一條大新聞，所以還是有補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