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部英漢詞典來說,沒有詞源內容不僅是一種遺憾而且還是一種缺陷。這種缺憾,在長達百年的英漢外語詞典編纂史上被容忍著,和漢語詞典注重詞源形成鮮明對比。在我所見以及我所收藏的老英漢詞典中,僅有《英華日用字典》設置了詞源內容。該書的編者們認為,在詞典中設置詞源內容是個難題,對于這個問題,各家有各家 的說法,難于統一。他們當時采取的辦法和今天相比落后了許多,但比那些沒有詞源內容的英漢詞典來說,無疑會顯示出在我國近現代外語詞典編纂史上的價值。甘永龍和他的同伴們主要依據Murrays New English Dictionary和Skeats Concise Etymoligical Dictionary兩書中的詞源資料,遇上這兩部書中沒有的詞源問題,或是一時之間搞不清楚的詞源問題時,用“?”來表示存疑。在英語中有些常見詞的詞源在一般的參考書中可以見到,這本詞典中就從略了。
在詞典中設置詞源內容,因為詞典篇幅的局限,通常不作展開。它只取一種簡短的形式,表明一個詞是從哪里來的,又經過了哪些重要的變化過程。它是我們了解和研究詞義文化變遷的重要線索。英國著名學者雷蒙·威廉斯就是借助于《牛津英文大辭典》中的詞源內容,寫出了他的名著《關鍵詞》。他自己說,他在翻閱《牛津英文大辭典》的時候,發現要想為一個關鍵詞下個定義是很難的。一個詞的涵義總是在它要顯現的時候,被擱置了,但是語言的歷史又好像總是在和語言自身開玩笑。一部沒有詞源內容的詞典是一部蹩腳的詞典的原因也許就在于此。
在英語世界里,于詞典中增加詞源的內容并不是甘永龍等人創造,而在中國雙語詞典中設置詞源的內容,可以說是始于他們。參加《英華日用字典》編譯工作的張世鎏是上個世紀初比較著名的英漢詞典的編撰者之一,他參加編撰了《英華和解辭匯》。應該說他是熟悉英語詞源內容的學者,可是,在他編纂以及他參與編撰的英漢詞典中,沒有把這個內容繼承發揚下去。直到上個世紀末,陸谷孫編纂的《英漢大詞典》出版,英語詞源在英漢詞典編撰中才引起足夠的重視。
英語詞源,作為英語詞典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來已久。1721年出版了由納撒尼爾·貝利編撰的《通用英語詞源詞典》,它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英語詞源上,到1782年,該書已經出了24版,可見其受歡迎程度。1755年塞繆爾·約翰遜獨自編撰的《英語詞典》問世,它繼續保留英語詞源的內容。1828年美國學者韋伯斯特編撰的《美國英語詞典》出版,他改正了約翰遜詞典中一些詞源的錯誤。接著英國人從1857年到1933年,用了76年的工夫,編撰出了《牛津英語大詞典》,創造了按著歷史發展的順序編輯,揭示英語詞源變遷的詞典敘述模式。
詞源,實際上說的是一個詞從它的產生到今天的演變過程,對于這個過程的描述,或敘述,就是詞典中的詞源內容。它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一個詞,“從何時以及如何從其第一次使用直至目前的形式和用法的演變”過程。這種揭示不僅可以使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一個詞的含義,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記憶單詞,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展示了語言和文化的某種關系。威廉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許許多多的英語綜合詞典中都不同程度的包含了這方面的知識。而在中國近現代英漢詞典編撰的歷史中,包含有詞源知識內容的作品,就只有這部《英華日用字典》,還有一部純粹的翻譯作品《英漢雙解韋氏大詞典》包含這一內容。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不是技術上,而是文化上的。中國學者們對于詞源的理解,一般來說并不包含該詞的歷史演變過程及對這一過程的描述。但中國學者對于詞的來源,或者說是對它的產生,卻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起,這種興趣始終沒有衰落過。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當我們面對一種外來語言時,無論那時的學者多么博學,他們都可能無法想象其詞源問題。對于英語和漢語,人們心態是不一樣的,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它不僅僅是“用”,更重要的它還是“體”,而英語則完全不同,它對于中國人來說僅僅是用,是一種工具。今天人們在學習英語的時候,雖然已經開始接觸英語詞源,但那不過是為了更好記憶英語詞匯。
在英語世界,人們對于是否要在詞典中設置詞源的內容,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看法,主要原因在于技術性和操作性方面。對于詞源的設置,西方人的看法往往偏于使用的方面。《詞典:英國的和美國的》一書的作者赫爾伯特說:“詞源被置于詞目之末這一做法本身就能夠說明問題了。因為對大多數使用者來說,有關詞的來源的知識味同嚼蠟,它不過是無關重要的學究式的玩意罷了,也許,在上千次檢索詞典中,不會有一次目的是為了查出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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