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德《最后一課》的首譯、偽譯及其全譯文本

　　《最后一課》是法國著名小說家都德（1840-1897）的名篇之一，由于該文經常選入我國中小學課本，知名度甚高，是中國讀者十分熟悉的一篇小說。

　　中國人知道《最后一課》主要因為胡適早年曾譯過這篇小說。胡適譯這篇小說，根據其《日記》記載，時間應在1912年9月，先發表于上海《大共和日報》（1912年11月初） ，小說名為《割地》，兩年后又刊于《留美學生季報》二卷一號（1915年3月）。在刊登此譯作時，當時任《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任鴻雋曾在正文前加了一段“編者識”：“此篇為吾友適之所譯曾登上海某報者，夙愛其沉痛雋永。當今歐洲之戰，法德世仇實種其根，則《割地》之作讀之愈覺有味。因請于適之而載之。”這里所謂上海某報，指《大共和日報》，由此知，這篇小說譯文的最初發表當在1912年11月初，它當是我國翻譯都德小說最早的譯本。為了確認這一點，必須對稍后的另一譯本作點辨偽的工作。

　　在胡適譯文刊出后不久，1913年1月，《湖南教育雜志》上又發表了匪石譯的《最后一課》。此譯文過去并不為人注目，自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施蟄存主編）刊布之后，學界竟有人認為此譯文是《最后一課》最早的中譯文本。必須說明，《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在處理這一文本時出現了兩大失誤：一是時間，所謂譯文刊于1903年1月出版的《湖南教育雜志》，實際上此時該雜志并不存在。查《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5分冊第90頁），《湖南教育雜志》1912年6月創刊于長沙，匪石譯的《最后一課》刊于該雜志第2年第1期（1913年1月31日）。很明顯，《翻譯文學集》所謂的“1903年”乃是“1913年”之誤。一字之差，把譯文發表時間提前了十年。于是學界便有若干人未辨真偽，把《最后一課》的首譯權輕松地讓給了匪石。《翻譯文學集》編者出現的第二大失誤，就是把“匪石”坐實為南社詞人陳匪石。據考證，二者并不相干。

　　2002年，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生韓一宇女士，通過對胡適譯本和匪石譯本的對照，發現后者是一個在胡適譯文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偽譯本（所謂偽譯本，即譯者面對的不是一個原文文本，而是對另一個母語譯本的改寫）。根據韓博士的提示，我最近又重新核對、比照這兩個譯本，結果表明，韓博士的研究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詳見韓一宇：《“陳匪石譯”〈最后一課〉與胡適譯〈最后一課〉考略》，載日本《清末小說》總第25期，第158-166頁）。

　　我們知道，胡適為了照顧當時受眾的欣賞習慣，他的譯文是有刪節的。為了和我下面將要推薦的另一個由女性翻譯的全譯本區別，必須指出這一點，盡管這種情況在中國早期的文學翻譯中并不罕見。將胡譯與原文對照，主要有四處大的刪節與省略：①小說自始至終未出現主人公弗朗茨的名字；②刪去了弗朗茨去學校的路上曾與鐵匠相遇的細節；③刪去了阿梅爾先生在最后一堂課上批評學生家長與自我批評的話；④小學生練習寫字時，面對鴿子低低的叫聲，小弗朗茨的心理反應也刪去了。而以上四處刪節無一例外地出現在匪石的譯文中。正如韓一宇博士所指出的，這就充分說明，匪石面對的文本并不是都德《最后一課》的原文，而是對胡適譯本的改寫。當然，匪石譯本較之胡譯本在文字上也略有不同。但必先指出：匪石本的“修改”處，只能說是距離原文更遠，語言累贅，譯得更差。先舉一例，說明匪石于法文的隔膜。比如“par鄄ticipe”（此系法語中的語法術語，應譯為“分詞”），胡適譯為“動靜詞”已有些費解；而匪石譯為“疏狀字”則更加離譜。再如，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阿梅爾先生準備了嶄新的寫字卡，用美麗的圓體字寫著：France；Alsace；France;Alsace。胡適譯為：（先生）寫著“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詞）；而匪石譯為（先生）“寫著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后者的（改寫）雖屬于比著葫蘆畫瓢，但因沒有將“法蘭西阿色司”重復書寫，所謂“四個大字”（應是兩個大字）的譯文也就錯了。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茲從略。

　　胡適是都德《最后一課》（最先題名《割地》，后恢復原名）最早的中譯者，盡管有若干刪節，他翻譯的這篇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的小說，其歷史功績是應當充分肯定的。胡適是中國第一位都德小說的譯介者。由于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地位，以及爾后多次選入教科書的媒介作用，極大地擴大了《最后一課》的傳播空間及其影響，成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佳教材之一。

　　就在胡適譯本問世兩年之后，名不見經傳的一位女譯者黃靜英的全譯本出現了。

　　黃靜英，她是近代一位女小說家兼翻譯家，遺憾的是，對她的生平我們幾乎不了解。我通過查閱舊報刊知她為蘇州人，系蘇州宏志女學堂的外語教師，她的英語、法語都很好。她的丈夫姓吳，故她有時署名吳黃靜英。她有創作小說《獨臂少尉》、《拾翠》、《阿鳳》、《雪子》、《負心郎》、《割臂盟》、《覆水》、《釣絲姻緣》，翻譯小說有《五萬元》（偵探）、《妒婦遺毒》和《最后之授課》。

　　《最后之授課》（現通譯《最后一課》，署名“靜英女士”）刊于《禮拜六》第42期（1915年3月20日），比胡適譯本晚兩年，但，黃靜英的譯本（以下簡稱黃譯本）是一個全譯本，沒有刪節。特別值得注意的，我們上面所指出的胡譯本刪節處，在黃譯本中均譯了。為了充分地、正確地認識黃譯本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上的價值，現我將胡譯本、黃譯本和法文本作如下對照。

　　第一，我之所以稱黃譯本為全譯本，即凡是胡適刪節的地方，黃譯本均照原文譯出。比如小學生弗朗茨去學校上課，在路上遇到鐵匠瓦克特爾的一段描寫，胡譯本刪掉了。黃譯本云：“路經村中衙署，鐵柵上張一告示，予恐此為法蘭西軍隊之敗報，不敢近視，但疾趨而過（以上胡譯本有，只是譯文稍有不同；下面的文字，胡譯本刪節）。遇冶工阿魯臺，手攜稚子立街沿讀文告，謂予曰：‘汝何亟亟，汝上學殊早，顧……’予恐上課時屆，不及與語……”黃譯本將胡適刪節的這一段文字譯出來了。

　　再如，阿梅爾先生講完課文，小學生練習寫字，有一段關于弗朗茨的心理描寫，胡譯本刪去了，黃譯本云：“時室中寂寂，但聞筆尖著紙，蘇蘇有聲。忽有黃金蟲洞窗而入，茍在平時，小學生中必有張手欲撲者，顧茲時則絕無一人留意及此。予仰視窗外，屋上白鴿一群，方高下其首，作閣閣聲，思及我輩，既因割地而淪為奴隸，國語且不之保矣。嗟此群鴿，其亦當作普魯士語否？”

　　以上兩處，胡適均刪節，而黃靜英都照原文譯出。

　　第二，關于小說中人名、地名的譯音，黃譯較胡譯更接近今譯。小說中的老師，胡譯為漢麥；黃譯為恩梅爾（今譯為哈梅爾）。法國割給普魯士的兩個省，胡譯為阿色司、娜戀；黃譯為阿爾薩司、羅林（今譯為阿爾薩司、洛林），黃譯與今譯幾乎完全相同。再如，胡譯文中省略的人名、地名，黃譯也接近今譯，如普魯士兵操練的地方，黃譯為里泊爾牧場；今譯為里貝爾牧場。由人名、地名與今譯的接近程度，可以判斷黃靜英的法語水平是相當不錯的。如果聯系近代譯壇有關人名、地名譯音混亂的情況，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第三，尤值得一提的是黃靜英關于小說中“participe”的翻譯。上面已提到，“participe”，胡適譯為“靜動詞”并不準確，但考慮到20世紀初的中國語言學界其語法學尚屬模糊階段，很難有準確的翻譯。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黃靜英竟然能將“par鄄ticipe”正確地譯為“分詞”（譯文：“恩梅爾先生課文法方及分詞”），這說明這位女翻譯家的法語確實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第四，黃靜英的譯文忠實于原著，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的譯，譯文系淺顯的文言，自然流暢，在“五四”前的文學翻譯中應屬上品。當然，黃譯中也有錯譯，如把老師穿的深綠色的禮服譯成“黑色禮服”；黑綢小圓帽譯成“褲亦黑綢”等等。

　　根據以上四點，我們可以充分肯定《最后之授課》全譯本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我曾經在《20世紀女性文學的一個盲點》（刊《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中指出：20世紀初（1900-1919）在中國文壇上破天荒地出現了一個女性翻譯文學家群，這是十分值得珍視的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但這一點至今未引起學界的關注。像陳鴻璧（1884-1966）這樣有成就的一位女翻譯家，竟被日本研究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資深專家說成是一位“男性的假借”（詳見中村忠行：《清末偵探小說史稿》，日本《清末小說研究》總第4期，1980年出版）。數年前我曾在《中華讀書報》（1998年6月17日）撰文予以批評。今天我所介紹的黃靜英《最后之授課》全譯本，是20世紀初女性翻譯文學迅速崛起的另一明證。我寫此文旨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學界對這一女性翻譯文學家群體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