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懷念鄭成思，讓版權事業永續發展

　　鄭成思先生是我國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對國家版權局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在為建立和完善新中國版權保護制度而共同奮斗的歲月里，和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鄭先生辭世之后，我們收集整理了鄭先生在版權研究方面的部分重要著述，結集出版，以表追思。 

　　文集付梓之際，編輯送來了書稿清樣，見其文猶見其人。那張清癯而熟悉的面容，又浮現在眼前。2006年3月，新聞出版總署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開展集中學習，曾試探性地征詢鄭先生的意見，能否在身體條件許可的狀況下為全署干部作一次講座。他滿口應承，如約而至，抱病講授。那天我坐在他的旁邊，只見他剛講了半個多小時，額頭已滲出細細的汗珠，聲音也頗為吃力。我提醒他盡早結束，但他還是堅持把預定內容講完，并且回答了大家的提問。望著他與大家告別離去時疲倦而瘦削的身形，欽佩、崇敬之情頓然而生。5月，鄭先生又為中央政治局集中學習作了講座。那段時間，他的氣色有所好轉，我們都為此感到高興。不想半年之后，他卻永遠離我們而去了。每每想起為他病軀添累，歉疚之感難以釋懷。 

　　今天重讀鄭成思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字里行間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個學術大師的風范和魅力，他那特有的寫作風格、鮮明的學術思想和完整的學術體系躍然紙上。知識產權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但在鄭先生的著述中，找不到高深莫測的論述，所有的概念、觀點和理論，都被他深厚的文字功力化為通俗易懂的語言。他教給讀者的不僅是知識與學問，同時教會了思考與探索。鄭成思先生是改革開放后最早研究知識產權的探索者之一。他于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的《談談英國版權法》、《第一部跨國版權法》等文章，都是國人學習版權制度的啟蒙之作。他翻譯引入的許多知識產權方面的稱謂和概念，有的為國家法律所采用，有的為大學教材所沿用。他撰寫并多次再版的《版權法》、《知識產權論》等著作，至今仍是我們工作中必備的專業經典。學術界公認他為“中國知識產權研究第一人”，此譽毫不為過。 

　　鄭成思先生不僅在知識產權理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同時也為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86年發表的《論我國的全面版權立法》的文章中，他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取向，并追蹤國際上最新研究成果和制度實踐，提出了全面建立和完善版權保護制度的建議。在著作權法的制定以及第一次修訂過程中，鄭先生提出了大量的建設性意見。此后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的起草和制定，都采納了他的許多建議。 

　　鄭成思先生在積極借鑒國外相關理論和經驗的同時，還經常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符合我國實踐發展需要的思想觀點和具體措施。他是版權貿易理論的開拓者和實踐者。發表于1982年的《版權法與商品的自由流通》和1986年的《論我國的全面版權立法》，大膽提出了“版權是一種商品”的觀點。他一再指出：“獲得版權不是目的，通過轉讓、許可等貿易活動取得經濟上的收入，才是目的。”(1992年的《版權公約、版權保護和版權貿易》)他最早在國內提出要對計算機軟件進行立法，呼吁給軟件以有效的法律保護(1984年的《計算機軟件的法律保護問題》)。在版權貿易已成為經濟常態和計算機軟件成為支柱產業的今天，我們不得不嘆服鄭先生當年的超前眼光。 

　　讀鄭先生的著述，能強烈地感受到他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他認為，“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很難再有四大發明”。他一直主張中國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但是又堅決反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強保護”制度。在中國1992年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前后，他撰寫了《如何利用國際版權公約》、《兩個版權公約對發展中國家使用作品的優惠》等大量文章，幫助大家理解國際公約的內容，并為如何利用國際公約有效保護我國權利人的利益出謀獻策。鄭先生還多次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無報酬地拿走民間文學藝術去營利，無報酬地拿走地方傳統醫藥去營利，是對這種知識來源地創作群體極不公平的。這兩部分，在中國都是長項。如果我們只是在發達國家推動下對他們的長項加強保護，對自己的長項則根本不保護，那么在國策上將是一個重大失誤。”鏗鏘之語，擲地有聲，余音未絕。 

　　三十年前，鄭先生開始致力于知識產權研究時，版權在中國還是十分陌生的詞語。三十年后，加強版權保護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步深入人心。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符合國情和國際規則的版權保護體系，法律制度不斷完善，執法機制不斷健全，服務體系不斷加強，為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作與傳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隨著版權保護制度的建立，版權產業快速發展，版權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提高。加強版權保護，加快以智力資源和智力成果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已經成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途徑。 

　　當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已經成為國家總體戰略之一。大家已經意識到，創新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使我國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已成為國家發展的總體目標。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對版權保護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鄭成思先生的未竟事業。 

　　作為版權管理工作者，我們要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努力推進版權保護工作。我們要堅持以發展、繁榮我國經濟、文化和科技為根本，不斷完善版權保護法制體系，加強版權行政管理體系，構建版權公共服務體系，建立社會參與體系，規范內部工作體系，強化國際應對體系，進一步提升行政能力和工作層次，增強我國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創造、管理、保護和運用能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服務。 

　　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像鄭成思先生那樣，以孜孜不倦的奮斗精神和勇于創新的科學態度去追求真理，以為國盡力的責任意識和勤奮不已的工作作風去深入實踐，抱定為版權事業奮斗終生、鞠躬盡瘁的志向，中國的知識產權事業一定能夠迎來生機盎然的春天，鄭先生多年來所追求的“讓中華民族從知識產權制度中持久受益”的夙愿一定能夠實現。 

    逝者雖已矣，生者當有為。讓鄭先生為之獻身的事業永續發展才是對鄭先生最好的紀念。 

　　(這是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杰為《鄭成思版權文集》所作的序，題目為原刊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