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漢族,浙江省嵊縣人,1934年生于杭州。 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曾任全國宗教學會副會長。
“文化標志城”在思路上有問題
大地:中華文化標志城近來引起激烈爭論,您怎么看待?同時,您認為這折射出一些什么樣的問題?
樓宇烈:關于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問題,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搞了一個設計方案。當時項目正在籌劃中,處于設計論證階段。邀請了一些專家征詢意見,我也參加了。
當時我就有一個思考,就是完全建一個新的東西,是不是合適?會上說是要把曲阜的三孔、鄒城的孟府等古跡都圈在其中,但在設計上又是要建一個新的,這兩者怎么協調?我們對于傳統的東西是不是保護夠了?
其實像曲阜的一些古跡,現在糟蹋得不像樣了。我幾年前去曲阜,當時孔廟的大殿就承包出去了,有的甚至被擺成金鑾殿,游人穿戴著龍袍、鳳冠照相。而且三孔也被分為好幾塊,隔離開來,去一個地方就要買一次門票。這反映了我們現在對文化的一個普遍的態度,就是把它當作生財之道來對待,這對文化本身來講是起了一個破壞的作用。我們不是把文化作為教育民眾、凝聚民族精神的載體,而是作為生財之道,特別是作為地方的生財之道。文化應當是一個國家的財產,而不是地方的財產。文化事物雖然在地方,但是文化的意義是全民族的,是國家的,是國有財產,不是地方的財產。我們存在一種現象,就是將這些文化事物化大國有為小國有,繼而化為一些集團利益,最終落到個人手中,造成了文化國有資產的流失。
在齊魯大地上,特別是在濟寧、曲阜,保護好傳統文化的工作還有很多事要做,何必要去建一個新的標志城。他們在思路上有點問題。
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民族精神
大地:事實上,類似中華文化標志城工程這類“大手筆”、“大投入”、“大興土木”的“文化工程”還有不少,幾乎成了某種風氣,對此您怎么看?
樓宇烈:看到網上有這樣的評論,這確實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很多地方也都在打造新的傳統文化的“工程”。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這些錢用到什么地方不好?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培育民族精神,最核心的就是要成為民族價值觀的凝聚。價值觀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是有關的。如果離開了這些,那文化就是單純的裝飾。
當然,我也并不是完全反對建一些新的帶有標志性的工程。但是,新建的這些工程是要能代表我們這一代人文化所能達到的水平,要能讓大家看到,中華文化發展到21世紀的價值觀是什么樣的,文化產品都有什么,能夠給后世留下什么。而我們現在很多做法都只是為了眼前利益。前人給我們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遺產,我們又能給后人留下什么遺產?那些粗制濫造的東西,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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