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有想法，不堪一翻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我們是閱讀上與時俱進的一代人，兒童時期看《小布頭奇遇記》，少年時一遍遍翻《丁丁歷險記》、《世界文學名著連環畫（歐美卷）》，之后我們讀《儒勒·凡爾納全集》配合玩世不恭的王朔，奇情怪趣的古龍、刀劍如夢的金庸，發現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聰明、斯蒂芬·金的陰暗，又去龍應臺和李敖那兒尋找批判的激情，在林白、陳染里自我折磨，跟著朱文、韓東走進陰冷潮濕的現實，然后，忽然發現《圍城》、《四世同堂》、張愛玲平靜割人的好，捧著《挪威的森林》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為自己看透了世界，實際很茫然。于是，年過三十開始吟誦《論語》，向老子的《道德經》討智慧，與此同時又在地鐵上對著《貨幣戰爭》發呆。

　　我們中的大多數看的近五十年的作品比前幾百年要多得多，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只念過語文書上的古文和零星的《金瓶梅》；對于世界名著的印象大多來自那套連環畫，體會不到福樓拜語言的音樂性，只能想起那小說的女主人公叫娜娜，她出走了，越是著名，越是知道了內容就不再想去讀它們，我們不必讀就能侃侃而談。我們讀的翻譯書比中文原創多，好多原創又搬弄著翻譯腔的長句，或者效仿著“新現實”的冷冰冰，腦子里明明燃燒著欲望，卻非要用一個個排比句絮絮叨叨地剖析自己。閱讀影響了我們說話和遣詞造句的方式，是個名詞前面都能套上兩個以上的“的”字，繁復的詠嘆取締了古老的對偶，更有甚者潛意識里將每個長句翻成了外文。

　　上小學的時候，記不得“閱讀”課上都讀了什么，只記得上課的是我們校長，他一本正經地跟我們講，看書不必從頭讀到尾，記住書名、作者，翻翻目錄，讀一遍前言，看清里面的內容概要，記牢主要人物的性別和名字，“這樣，別人提到這本書的時候，你不至于無話可講。”而所有閱讀課，在我記憶里只留下那一堂。我也逐漸發現，無論讀一本書的時候多么血脈賁張、春情蕩漾，一字不跳從頭看到尾，不久之后，里面的大部分內容都會忘記，偶爾想起的只剩下女主人公卷曲的發梢。當去年，我知道一個法國人寫成了《如何談論那些你還沒看的書》（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我不禁覺得我們校長真是太有前瞻性了，早早就告訴我們如何談論一本書才是更重要的。

　　我這一代，閱讀這么私人的事兒，變成了一種群體行為，不然別人談論起某本書，要面臨無言以對的尷尬。書太多了，那些暢銷書排行榜上的似乎總也讀不完，大家總在談論新書，只聊新書，既匆忙又速食，沒有人會像我爺爺那一輩以十進制來讀《紅樓夢》，琢磨那一顰一笑的妙，我們更像是結合了我小學校長和大學老師的閱讀之法，一口氣將20本書搬到面前，讀取那些泛泛的信息，找到自己所需的那幾頁，只看那幾頁，在心里裝訂成一本格式工整充斥著引注和參考文獻的論文———看似很有想法，又不堪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