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理小說在中國的盛衰

水上勉

　　早期日本推理小說，分有以江戶川亂步為代表的、純粹邏輯推理的“本格派”，以及以橫溝正史為代表的、推理加驚險和恐怖的“變格派”。二戰以后，又流行以松本清張為代 表的“社會派”，它雖然不屬于通常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但作為日本戰后文學的一種重要創作潮流，曾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我國社會，帶來較大的影響，經歷了由盛到衰的歷程。

　　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改變了以往的推理小說偏重案情剖析，忽視表現人與人思想感情的缺陷，在保留嚴密推理的基礎上，重視挖掘案情發生的動機，追究犯罪的社會原因，并以社會現實生活為背景，展現了政界、商界、金融界、乃至國際間復雜的斗爭；小說中又常常穿插愛情和驚險故事，因此情節曲折，懸念迭生，結局意外，這些就成為它吸引人的重要特點。再加上許多日本推理小說都被改編成電影上映，還有不少被改編成連環漫畫出版，以至它對人們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據1981年日本報紙報道，納稅最多的前10名日本作家中，推理小說家就占了6名，可見其影響之大。

　　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我國長期對日本推理小說采取排斥態度。據國家版本圖書館的資料，從1949至1978這30年期間，僅在1965年出版過1種日本推理小說，即文潔若翻譯的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可是，從1979至1986的8年間，就翻譯出版了11位作家的55種日本推理小說。其中森村誠一占15種，松本清張11種，而且發行量可觀，單本印數起碼三四萬，最多的像森村誠一的《人性的證明》、《野性的證明》、《青春的證明》等“三個證明”，若算上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再加上同名電影劇本，累計總印數高達300萬冊。那時候社會上非常流行兩部日本電影：一部是《追捕》,另一部是《人證》。《追捕》就是由西村壽行的推理小說《渡過憤怒的河》改編的，而《人證》則是由森村誠一的推理小說《人性的證明》改編的。當時不僅它們的故事幾乎眾人皆知，就連《追捕》中追捕杜丘的配樂，以及電影《人證》中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草帽歌》，也都流行一時。隨后，水上勉、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夏樹靜子等一批社會派推理小說家的作品也競相登場。在這種電影與書刊互動的造勢下，日本推理小說的影響越來越大。加上這時期介紹進來的山崎豐子的《浮華世家》等社會小說，以及城山三郎的《官僚們的夏天》等經濟小說，雖然不屬于推理小說，但其題材也多是暴露日本社會現實，而且在某些情節上也使用了一些故設謎團、層層破解的手法，因此，也從另一個角度給社會派推理小說加了溫。這樣一來，在80年代的前階段，就形成了日本推理小說在中國的鼎盛時期。

　　這種鼎盛時期所帶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說的出版熱。1979至1989這10年期間，我國出版日本推理小說的出版社至少有40家以上，出版的書目超百種，若加上書商非法出版的就更多；那時期許多期刊也競相刊登中短篇推理小說，電影出版社還出版過好幾十輯《外國電影劇本叢刊》，其中僅李正倫翻譯的日本推理劇本就有十來種；（2）拓寬了許多人的眼界。長期處在封閉狀態、特別是剛剛經受過“文革”禁錮的中國讀者，對西方社會極為陌生。當他們從日本推理小說中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形形色色的人與事，既感新鮮，又不禁引發聯想與思考。從《追捕》等作品中，人們接觸到了司法陷阱、偽裝臥底、藥品奪命，以及法醫、指紋、血型、測謊等等偵破手段，而這些，多數人此前都沒見過；（3）豐富了中國作家的寫作手法。日本推理小說在設置謎團、制造懸念、渲染氣氛、解謎破案等方面，不僅善于緊扣辦案元素，施展邏輯推理，而且很會經營情節，追求情緒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謎與感性煽動結合起來。盡管有人說它文學性不強，但它較能抓住讀者，確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作為一種創作手法，它顯然具有可資借鑒的價值。實際上它也的確對當時中國的一些作家產生了影響。例如，群眾出版社出版的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和湯保華的“警探司徒川系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藍瑪的“偵探桑楚系列”等小說，從中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日本推理小說的影子。當年有部國產電影《保密局的槍聲》，其中同樣使用了不少推理的手法。這些都印證了當年日本推理小說在中國產生的影響。

　　由于80年代我國尚未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翻譯出版日本推理小說無須作者授權，于是在獲利的驅動下，許多出版社還包括書商，把出版推理小說當成“搖錢樹”，以致出現了由“熱”向“濫”的滑變。他們出書不鑒別選題優劣，只求內容刺激好銷，封面更是百般挑逗，以致不僅造成格調低下的推理小說充斥市場，甚至還出現了雇“槍手”仿寫出來的假日本推理小說。這種對日本推理小說的盲目追逐，一是導致讀者對它“倒了胃口”，看膩了不值得再看；二是引起了出版主管部門的警覺。例如西村壽行的作品，80年代前期出版的《追捕》、《污染的海峽》等，多屬健康和揭示社會矛盾的，而后期出版的《暴力與色欲》、《暴虐》、《血火大地》、《失蹤的女人》等，則渲染性虐待、性暴力、性變態等細節，大多格調低下，有些還沾上淫穢的邊。主管部門為凈化圖書市場，自然要予以限制出版。1989年以后，在上述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日本推理小說在中國出現了由盛轉衰的變化。1992年起，隨著我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出日本推理小說要先買版權，使這種衰落的進程更加明顯。像森村誠一的《人性的證明》，1979年《譯林》以江蘇人民出版社名義最早出版時，初版就發行45萬冊，而1992年至今，該書基本上未見再出版過。

　　當前日本推理小說受到冷淡，可以從兩方面得到印證：一是出版社熱情大減。現在還在出日本推理小說的，只有珠海、群眾、時代文藝、山東文藝等為數不多的幾家出版社，而且出得很零散。二是號稱推理小說新秀的“新本格派”作品，也同樣難有當年“社會派”的風光。以島田莊司為代表的日本推理小說“新本格派”，不像“社會派”那樣立足于社會生活，反映時代的現實性，而是追求謎題的幻想性，精心設計案件的詭計范式，乃至異想天開，使看來不可能發生的事硬是發生了。近些年“新本格派”較有影響的有兩個系列：占星師兼偵探御手洗潔系列和刑警吉敷竹史系列。前者把占星術用來破案，魔法加推理，渲染神秘感；后者熱衷在幻想中進行推理，有“解謎至上”傾向。例如2000年獲得第46屆江戶川亂步獎的首藤瓜於的《腦男》，書名就夠怪的，書中又塑造了一個有人類體形、卻無常人情感的“怪人”。此人不懂交際，沒有喜怒哀樂，卻有電腦般超強記憶，而且刀槍不懼，精通爆炸。正是依靠這個亦真亦幻、被高科技異化了的“怪人”的本事才得以破案。像這種只能產生在幻想中的推理，依靠占星術和特異功能來破案，除滿足獵奇心理外，較難激起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共鳴和激動。“新本格派”還有一本《被詛咒的木乃伊》，盡管得過第92屆直木獎，但也因脫離生活而似乎未能贏得中國讀者的青睞。現在市場上，這類小說偶爾僅見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有棲川有棲的《四十六號密室》等少數幾種。可見，在可預見的近期內，日本推理小說恐較難走出不景氣的陰影。

　　回顧日本推理小說在中國由盛轉衰的歷程，其中固然有推理小說本身的原因，比如寫法趨于模式化，敘述過于累贅，色情描寫太露骨，以及缺乏像英國的福爾摩斯、美國的杜賓、法國的亞森羅蘋等這類神探形象人物，等等，但我認為，出版界的盲目追捧，造成劣質引發倒胃，濫出導致衰落。對市場的這種懲罰，應該值得人們深思。

　　　　
夏樹靜子　　　　　　　　　　　　　　　　　　　松本清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