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銅像官司引發的話題

　　前兩年，文壇有一樁新聞很引人注目，那就是圍繞蕭乾銅像引發的一場官司。事情原委是這樣的：2002年秋天，蕭乾夫人文潔若與趙丹女婿陳明遠簽約，由陳辦理在上海奉賢濱海古園安放蕭乾骨灰，豎立蕭乾銅像，并在名人文化陳列室中陳列部分蕭乾的照片和信件。為此，文潔若向陳明遠支付了銅像制作費及墓穴費等合計26萬元， 還給他蕭乾照片44張，名人信件9封等相關資料。事后文潔若遲遲未拿到開支的發票，到了上海又了解到，有多位名人在濱海古園建立銅像均是免費的，該園實際上也只收到陳明遠6萬元和15張照片。文潔若懷疑陳明遠從中欺詐，于是于2003年6月將陳明遠告上法庭。而陳明遠認為，做銅像花去20萬元，墓穴費花去6萬元，他一分錢也沒拿。歷經4次開庭，一時吸引許多人的關注，當年12月，一審判決文潔若敗訴，她不服上訴，2004年5月，終審維持原判。6月，文潔若赴滬將蕭乾骨灰及銅像遷移到上海海灣寢園，蕭乾的資料則存放魯迅紀念館。歷時一年多的官司，總算劃上了句號。

　　近日我去看望文潔若，見她對此案仍忿忿不平。她拿出一大沓剪報、照片、信件和訴訟材料，歷數陳明遠是如何騙她的。我一邊聽著，一邊審視著她，發覺大姐比我10年前同她一起為《尤利西斯》蕭、文譯本簽名售書時確實顯得老了。自從蕭乾去世后，她不去美國兒子家享清福，堅持獨自留在北京忙寫作。那天她打開冰箱讓我參觀，里面塞滿了水果和蔬菜，她說現在主要吃這些，生活很簡單，所以不雇保姆。我當然知道，這些年文潔若稱得上“寫作狂”。她整理、補充、審定了《蕭乾散文集》、《蕭乾譯文集》、《蕭乾全集》、《蕭乾畫卷》等幾百萬字的文稿；兩次全面修訂了《尤利西斯》，先后在北京、臺灣、南京出版了該書新的修訂本；翻譯了川端康成的《東京人》等多部譯作，還發表了《蕭乾與巴金》、《蕭乾在二戰中》、《蕭乾談翻譯》、《喬伊斯在中國》等幾十篇文章。她因促進中日文化交流顯著的貢獻，在2000年受到日本外務省的正式表彰之后，2002年又榮獲日本天皇頒發的勛瑞寶章。想到眼前這位老人，都七十多歲了，對寫作和翻譯事業依然如此執著，卻偏偏又為了一樁官司，浪費了那么多時間。花了錢不說，還耗去沒法估算的精力，我心里頭說不出是同情、不平，還是惋惜和遺憾。當時我沒有多說，但事后我倒有不少感慨。

　　對于這場官司，身為局外人，我無意去評論孰是孰非，我只是對名人身后做銅像這件事想議論幾句。也許受了“雁過留聲，人死留名”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人好像非常看重死后要留名。普通人死后要修墓豎墓碑，而且越來越講究；至于名人，修墓還不夠，最好還要建個銅像，這些無非是想借助墓碑、銅像讓逝者的名得以保留、延續。后人對前人寄托哀思和懷念，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也無可厚非，但是否一定要用修豪墓和建銅像這種方式呢？特別是建銅像，這應該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對于功勛卓著的偉人和為國英勇獻身的英雄等普世百姓景仰的人物，后人建銅像以示紀念，這完全應該和必要。問題是，現在只要肯花錢，就可以為去世的親人建銅像，是否太輕率了？

　　這樣做，我想到了至少有如下弊端：（1）不是由權威部門集中民意、而是由親屬花錢建的銅像，勢必缺乏對公眾的影響力。任何東西一濫了就必然“貶值”，建銅像也不例外；（2）銅像多了，難免疏于管理，流于形式。我曾在某高校圖書館的舊書堆房，看到過兩尊布滿灰塵的半身銅像。想當年它也許風光過一陣，但其結果恐怕有違建銅像的初衷；（3）中國土地有限，墳墓太多難以承受，同樣，能安放銅像的地方也是有限的。前面提到的把人家銅像置于舊書堆旁，這固然有點不敬，但又想到，倘若讓名人、校友的銅像都擺在圖書館顯赫位置，那么日復一日，總有一天會像滿為患。由此我聯想到錢鐘書和楊絳夫婦，他們一生淡泊名利，堅決反對無錫建立錢鐘書故居。楊絳以稿酬捐贈給清華大學的獎學金，也謝絕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只取名“好讀書獎學金”。我敬佩他們對待留名這種超脫的境界。基于上述認識，前不久戈寶權和南京著名老中醫鄒云翔的親屬，向我談起有意為戈寶權和鄒云翔制作銅像時，我不揣冒昧地向他們潑了一盆冷水。我說，把這錢花在整理、出版他們的著作上遠比做銅像更值。很高興他們接受了這個意見。將來若能對制作和安放人物銅像制定出一些規矩，那當然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