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閱讀：站在新機遇的關口

　　30年，相對于中國人漫長的閱讀史而言，不過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就在這短短的30年間，中國書業以及國人的閱讀卻在實實在在地經歷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30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頭幾年，深受之前的幾十年所累，后幾年的作為，又將影響以后幾十年甚至是更長時間。承前要往遠了承，啟后也要考慮到往遠了啟。

　　 在這30年里，人們經歷了圖書資源從極度匱乏到極大豐富的轉變，也要接受泥沙俱下“亂花漸欲迷人眼”而大嘆“無書可讀”，也需見識“一折書”、“偽書”和“黃金書”等形形色色；經歷了一場洶涌的讀書潮，一次轟轟烈烈的“新啟蒙”運動，也要經歷“讀書無用論”、國民閱讀率持續走低；經歷了精神上的如饑似渴，也要回復到心靈的平復和慵懶。

　　閱讀形態的變化脫離不開社會形態的變遷，有時候，閱讀形態領先一步，這是因為社會形態彷徨或僵滯了；有時候社會形態領先一步，這是因為閱讀形態萎縮或是停頓了。這30年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閱讀形態出現了分化，不再是全國上下一本書，一位意見領袖站出來，準能一呼百應。其實全民讀美學，啃哲學，也是不正常的，與集體性的不思考，在性質上并無兩樣。在其他商業領域通行的分層和分眾理論，也在圖書市場被執行，學術的歸學術，大眾的歸大眾，或者說，文化的歸文化，流行的歸流行。消遣性讀物與功利閱讀在形式上占了上風，這也說明了讀者閱讀目的的變化。在這個分化中，1990年前后大概要算是分水嶺，恰好是一個十年的結束，一個十年的開始，有學者形容，是理想主義退去，功利主義回歸。

　　在圖書訊息的獲取方面，對比只有《讀書》雜志等少數幾家刊物，如今都市報文化版面在各處開花的盛況，真是可喜。不過那些訊息中，有不少有可疑成分，只好請讀者擦亮慧眼了。在此期間，我們也見證了開辦8年之久的央視《讀書時間》節目的停播，它的象征意義，不言自明。　　

　　30年里，新華書店不再一家獨大，民營書業從無到有，在夾縫中崛起而至與新華分庭抗禮，后來又有了貝塔斯曼的書友會，有了當當、卓越等網絡書店，讀者終于可以從忍受排隊購書的無奈到享受一點鼠標等書上門的便捷。新華系猛醒，依靠自身的特殊便利，大手筆進駐一座座大中城市的中心地段，享受龐大的客流資源，同時在經營品種、營銷模式、服務質量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隨著北京百榮、上海思考樂、沈陽東宇等民營大型書店的敗出，新華系終于在零售領域打了個大大的翻身仗。網絡書店是尾鲇魚，因為不擔心有店鋪的租金壓力，可以狂打折，或者變相讓利，讀者很歡迎。一些同業者則頗有微辭，認為圖書零售業利潤已經非常微薄，價格戰無疑會“殺敵一萬，自損八千”。

　　圖書價格在這些年經歷了兩次大的提漲（1985年、1994年），前一次有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因素，后一次則是由國際國內紙價大幅上漲所致。從后一次提價之后，圍繞書價究竟高還是不高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客觀地說，相對于同時期的收入增長幅度、其他商品的漲價幅度，書價的漲幅并不算高。

　　版權意識的加強，絕對是30年來出版界的一大進步。1992年7月30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從此開始有了真正的版權貿易，有了對著作權的維護和針對盜版的多次“圍剿”。

　　出版界無論從體制上還是行為上，越來越向市場化靠攏，有人在開拓，有人在堅守，祝愿他們都好吧，畢竟他們是精神食糧的供應商。

　　因為技術的更新，圖書的排印“告別鉛與火，迎來光和電”，圖書生產環節效率提高了何止幾倍。也是因為技術的更新，通過互聯網出版、發行，下載和閱讀電子圖書，必然會對傳統圖書出版業形成沖擊。不僅如此，當所有的讀者都可以在一個龐大的公共平臺上，共同使用人類千百年積累沉淀下來的智慧結晶，并且可以隨時交流、激勵、辯論甚至爭吵，進而產生新的認識、新的知識體系時，所形成的就不是信息大爆炸而是大核爆了。計算機和互聯網的被使用，不過是為信息時代裝備好硬件設施，這種群體性的知識再生產，才是信息時代的核心軟件，也許人類社會的發展的新希望，就孕育在其中。

　　這也是30年來，甚至是三千年來，國人閱讀史、學習史與知識生產體系所面臨的最大改變。

　　30年彈指一揮間。步入新世紀，“文化創意產業”和“軟實力”被空前重視，創意和軟實力從哪里來？出版產業仍有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