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評估”弊大于利

　　由于一家大學領導對一位教育部考察組的秘書敬禮有加，并與之合影，惹得網上又熱鬧一陣，甚至出現“合影門”事件之說。文章做在“美女秘書”上，以至于那位無辜的女生名字無端被與一件不光彩的事聯系在一起，頻頻曝光。首先我對這種動不動就拿“美女”說事兒之風十分反感。似乎這件事忽然引起注意，就因為有這樣一位 沒有官位的年輕人隨考察組工作，碰巧又是女性，碰巧又面容姣好，大學領導居然對她如此恭敬，就被賦予不尋常、不正常的性質，甚至加以種種輕浮的挖苦。那么如果考察組都是清一色男性，而且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其貌不揚，或者有點“級別”，校領導們待以上賓，躬身協肩就很正常了？

　　大學“評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欽差大臣”無關年齡、無關性別、無關妍媸，甚至也無關個人的級別，有關的是制度和權勢。我雖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學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來往，情況略知一二。大約十年以前在外地一家名牌大學住了幾天，趕上“迎評”“2.11”，感受了一下那種猶如大觀園準備迎接元春省親的氣氛，整個校園張滿了鼓動性的紅布標語，全體學生動員大掃除、修草坪、校門外原來十分繁華的各種小攤販忽然都不見了，四周清清爽爽（不知動用了什么關系和權力能做到這一點），學生們首先感到的是吃早飯成問題了。這是我初次接觸到這種“迎評”。當時十分納悶，到底評什么？校園外觀有那么重要嗎？據說“第一印象”還是很重要的。至于實質性的內容如何準備，作為局外人，我就不知其詳了。后來逐漸聽到的越來越多：還有什么“9·15”、博士點、重點學科基地、國家重點項目……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樣都是激烈的競爭，都要使出渾身解數。校領導、院領導、系領導、學科帶頭人，以及各種與之相關的教師都為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盡管如此，決不能掉以輕心，一遇評比，其他事都靠邊站，因為評比的名次是要物化為實實在在的鈔票的，包括教育經費撥款、各種含金量豐厚的課題、高級職稱名額，等等。

　　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功課最后都要落實到教育部（或教育廳）欽差大臣的朱筆打分。這些“考察組”成員就掌握“予奪”之權（還好，不包括“生殺”之權），哪個校領導敢怠慢？那心情與老百姓每年祭灶差不多，一切目的只為讓灶王爺上天言好事。既然名額有一定的限制，有評上的，就有評不上的，競爭激烈。于是討好、爭取欽差大臣的手段也花樣百出，不斷升級。接待的規格越來越高，既包括食宿待遇，也包括“陪吃”的級別。其實考察組的成員級別一般不會太高，不過是科長、處長。但是校方必須校領導親自出馬，除了幾家比較“牛”的大學外，都得第一把手出面宴請。我親耳聽說某省一家也算重點大學接待一位教育部“下來”的干部，由于正校長脫不開身，由副校長出面宴請，校內有關部門負責人坐滿了一桌，那位干部就面有不悅之色。主人頻頻敬酒如儀，輪到一位辦公室女主任向他敬酒，他竟然當面拒絕，表示她不夠資格云。以下的故事就帶有戲劇性了：后來那位女同志碰巧也調到教育部工作，而且由于年資較深，碰巧成為那位小干部的頂頭上司，他們以后的關系如何，那女同志有沒有伺機“報一箭之仇”，講故事人沒有講。這是一則教育官場的怪現象。教育部門對大學的威力于此可見一斑。

　　宴請、陪同、照相等等還是形而上的面子工程。另外一個層次就物化成實質的利益了。從小禮品、“紀念品”、土特產發展到含金量越來越高的各種物件，也包括各種名義的現金，數目也越來越大，受者的胃口也越來越大。這種饋贈當然也得有技巧，于是各大學專門負責此事的人員發揮聰明才智，各顯神通，在實惠和得體上做文章，據說還有用嶄新的筆記本電腦上報資料，其余種種奧妙，深不可測，皆不足為外人道。

　　另外一項公開的秘密就是上報資料造假：從示范講課到檔案資料，包括過去學生的成績，乃至沒有開過的課也能造出開過的記錄來……不一而足。最惡劣的是這些事還由老師動員學生一起做。學生還沒有走出校門就先學會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課堂考試作弊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師道如此，尊嚴何在？即使直接參加造假的學生是少數，但其他同學都看在眼里，久之見怪不怪，再講什么“榮恥觀”、“誠信”社會，等于又上一堂“偽善”的示范課。以后的教育史學家如查檔案，也得不到歷史真面目了。

　　以上所說，不是什么新鮮事，教育界人士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感觸也深得多。填表已成為學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寶貴的時間都浪費在這上面。但是既然為眾所詬病，能不能抵制呢？為什么每遇評比，學校那么多有識之士都上下一心，卯足了勁，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脫一點呢？據說是不能的。因為茲事體大，事關全校員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間有天壤之別。例如一個“博士點”關系教授名額，也就是許多飯碗。如果某項“工程”名落孫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學校就要“降級”，淪為二流或三流，連鎖反應，影響深遠。所以，據說到這個節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對，不能超然。除非像陳丹青教授那樣辭職而去。但是有多少教員能像陳丹青那樣不需要教職養家糊口的？再說，如果發生大面積的教授為反對評估而辭職（或罷教）事件，豈不是犯了大忌，在我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當然這只是假設，以我對當前“士林”的了解，此類事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我見到不少文章都對此類評估之弊有所批評，但是大多是原則上肯定評估的必要性，只是認為需要改良。我則認為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應該根本取消這種由政府行政部門進行的評估，因為在目前的體制下無法改良，弊大于利。從根本上講，大學的優劣、名聲，不是由政府評出來的。我國一些已經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學，培養出了眾多學界泰斗、國家棟梁，是哪一屆政府，哪一個部門評出來的嗎？即使評某一學科都很困難。多年前，我被列為國務院學位辦評估某一學科博士點的“專家”，根據我所收到那些大學關于這一學科的書面資料，不足以做出公允的判斷，難以投負責任的一票。所以我知難而退，婉辭了。對于我本來比較熟悉的一個學科尚且如此，遑論在各家上萬人的大學間作全面評比，盡管有所謂“專家組”，最終由行政官員主導。我們現在很會拿“國際”說事，據說“國際”上也是有評比的。那么先切實了解一下，其他國家的評比（如果有的話）是由誰、如何操作的？至少，評比的結果只供公眾參考，而不造成有關大學的實際損益。如果大學領導辦學的積極性是靠評比激勵出來的，沒有評比就不作為，甚至連下水道也不修了（有報道如此說），那大學校長水平不是和小學生差不多了嗎？總之目前的評估體制不能促進教學質量的改善，卻足以轉移教育者著力的方向，勞民傷財，多一條腐蝕干部、敗壞士風、（至少在德育上）誤人子弟的渠道。

　　當年馮友蘭先生代表西南聯大教授上書教育部長陳立夫，反對教育部干涉大學課程以及考核學生成績的方法,認為“準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須知西南聯大為國立大學，教育經費要靠政府撥款，而且當時學校財政之拮據，教授生活之艱苦與今日有天壤之別。但是校方并不因此放棄教育獨立之原則，而且居然維權成功。這則佳話以及馮先生的妙文近來被頻頻提到。那個時代、那種風骨已經遠去，當然那樣的文章再也無人寫得出來了。現在大學校長要對“部里”“下來”的任何一名小科員躬身迎送，豈非正應了大學“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說？我對再現七十年前的士林風貌決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為娼”的機制，解放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時間和良心。不過這樣一來，可能又要觸犯某一部分人的權與利，那就非我所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