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閱讀30年見證30年思想和社會變遷

　　1978～2008年的30年，中國社會始終處于急速的變化之中，與此相伴，中國人的讀書生活也不斷變幻著場景和主題。30年的閱讀史，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變遷的歷史。其中，既有某種歷史的必然，也有諸多的風云突變和旁逸斜出，向我們呈現出豐富多彩、曲折多變的一種面貌。

　　在此，我們采訪了四 位學者，請他們從各自的閱讀經歷出發，介紹了30年來中國人閱讀生活的變遷軌跡，并由此論及思想界發生的諸種變化。但正如加拿大學者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在《閱讀史》中所說:“……一種閱讀的歷史，因為任何由個別直覺和私人環境所構成的此類歷史，不管多么努力想達到客觀性，一定只是諸多閱讀史中之一種。”那么，您個人的閱讀史是怎樣的呢？恐怕只有您自己去回憶、鉤沉和書寫去了。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

　　徐友漁:30年閱讀史折射社會變遷

　　說起剛剛改革開放時讀書界的情形，我想可以用“久旱逢甘霖”這句古話來形容。文革十年，文藝界、出版界一片凋零，不但新書很少，而且中外文學名著都難以出版，甚至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一般人也不容易找到。所以文革一結束，人們對圖書那種渴求的熱情一下子就爆發了出來。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象當時人們求知若渴的狂熱程度：新華書店門口總是排著長長的隊，一本書到書店后不久就會被一搶而空，大家通過各種渠道找書來讀……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我自己倒是沒怎么排隊買過書。我1978年上大學，已經31歲了。而當時出版界主要是重印文革前曾出版過的一些中外文學名著，比如莫泊桑、托爾斯泰的作品，我在六、七十年代就差不多全都讀過了，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幸運的。

　　進入1980年代，中國人逐步從文革中那種封建法西斯專制的禁錮下掙脫出來，開始重新思考一些大的思想文化問題，重估人類文明成果的價值，并為中國在世界文化中尋找一個定位。那時的主流是高舉“賽先生、德先生”的旗幟，重新接續五四的啟蒙傳統，實現價值觀方面的撥亂反正。1980年代初期最熱鬧的是關于“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個人的主體性地位”、“大寫的人”成為當時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薩特熱”的出現也在這個時候。1981年，柳鳴九編選了《薩特研究》一書。這本書主要是資料性的、研究性的，但發行量非常大，而且還引來了思想比較左的一些人士的批判。以當時人們的理解，薩特的思想強調人的“主體性”，張揚“個人價值”、“自我選擇”，這恐怕是薩特走紅的原因。

　　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所謂的“文化熱”，而標志性的事件是三套叢書的出版，這三套書也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學術文化“山頭”。一是金觀濤等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版），參加者以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一批學者為主體，主要介紹西方科學哲學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論”、“新三論”等；二是甘陽等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三聯書店版），參加者以西學領域的中青年學者為主，主要譯介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著作，如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等；三是湯一介等編的“中國文化書院”書庫，主要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介紹，對傳統的價值重新研究、宏揚。

　　1980年代，有很多比較專門的書籍都曾廣為傳播，產生了影響甚至轟動。比如甘陽翻譯的《人論》其實是一本比較專門、難懂的哲學著作，但人們望文生義，以為它是一本他們理解的談人的書，結果這本書出版后一年內就印了20多萬冊。另外，像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都非常艱深，專門研究哲學的人也未必能看懂，但卻能夠銷售數萬乃至數十萬冊。我的同事周國平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寫得比較通俗和明白，一下子就印了幾十萬冊。現在想來，真是不可思議，也令人懷念。

　　1990年代以來思想文化圖書的出版有幾類最值得關注：第一是后現代思潮。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走紅軌跡多少有些奇怪，其最初的傳播可追溯至杰姆遜1980年代中后期應邀在北京大學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專題講座，當時影響并不大，大家只是覺得很冷僻，很新鮮。到90年代時，后現代開始大行其道，像杰姆遜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都曾出過多個版本，其他后現代名著大量引進，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著作也蔚為大觀。后現代能夠熱起來，恐怕是因為其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正好契合了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但是，后現代思潮興盛的持久力恐怕并不強，一方面因為這一思潮與中國的現實有一個時間差，缺乏現實土壤；另一方面也因為國內研究后現代的學者提倡的力度不夠。第二是反現代化、反全球化、新左、批評西方霸權等思想傾向的著作大量出版。代表性的如華勒斯坦的《自由主義的終結》和《現代世界體系》、喬姆斯基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薩義德的《東方學》和《文化與帝國主義》。另外，像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和彭慕蘭的《大分流》等漢學家的著作，批評西方中心論，否認中國的落后，頗能投合中國讀者的口味；但中國如果不承認落后，就沒有必要學習西方、搞現代化了，因此，這樣的觀念如果成為主流，恐怕是沒有太多好處的。第三類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自由主義理念、憲政理念方面的圖書，有代表性的圖書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還有梁治平、賀衛方主編的“憲政譯叢”等。

　　進入新世紀，知識界呈現出更為紛繁復雜的局面，各種爭論和交鋒都很激烈，這在圖書出版和閱讀領域也有所反映。一是對于現代化、現代性是批判還是堅持，近年來討論很熱烈。二是改革開放發展到現今階段之后，出現了貧富分化、貪污腐敗等問題，問題的嚴重程度甚至超出了人們的預料和承受范圍，對問題出現原因的爭論就多了起來：究竟是改革開放走過頭導致了這些問題呢，還是改革開放不夠造成的呢？為了解決問題，是應該繼續深化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呢，還是應該往回退一退呢？《交鋒》、《防左備忘錄》等圖書是論述這些問題的代表性作品，令人矚目。三是傳統文化熱、國學熱的興起，與現代化思潮之間也有很大張力，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于丹〈論語〉心得》引發巨大爭論就是這種張力的反映。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許紀霖：從短缺時代到過剩時代

　　如今是一個圖書海量出版、知識過剩的時代，而30年前則是一個圖書非常稀少、知識匱乏的時代。在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對知識處于如饑似渴的一種狀態。

　　我是文革結束后的第一屆大學生，1978年2月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學習。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園里有一家“小書店”。“小書店”之小，也就一個門面，大概30平米。每天課間休息，我幾乎是以百米沖刺的速度奔了去，看有沒有到新書。那時侯，一本新書到書店里，過半天時間，甚至幾個小時，就會被一搶而光。那時出版剛剛解凍,主要是重印文革前17年出版的一些圖書，這些書在文革中曾受到批判，大多被打成“封資修”而被禁，包括一些革命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名著，例如楊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等，以及18、19世紀的西方文學名著。這些書那時候受到追捧，賣得很好。

　　那時候我們學習的教材在觀念上還比較陳舊，還帶有強烈的時代烙印，開風氣之先的是一些雜志。我們那時對西方的新思潮、新觀念特別有興趣，這在一些雜志上可以讀到。有一本雜志叫《貴陽師范學院學報》，當時連載了兩期金觀濤、劉青峰論述中國歷史的超穩定系統的《興盛與危機》，我印象非常深刻。還有一本是中國社科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附帶出了一個內部刊物，名字叫《未定稿》，上面登有很多思想比較解放的文章，比如高爾泰的《論美學》，以及一些談論人道主義、異化等問題的文章，很受關注。

　　從1978年到1985年，是被稱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時期，表現在出版領域的特征是“解凍”，表現在閱讀領域則是“知識饑渴”。那時的我們，無論什么書，無論關于什么思潮，只要能找到，大家都會讀。那時最熱鬧的是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時代的主題是要從文革時期的思想專制、個性泯滅中走出來，高揚的是人的解放的旗幟。薩特熱就在那一時期。大家最開始讀的是二手的介紹薩特的書，“他人即地獄”等觀念開始流行。上海譯文出版社出了一本薩特寫的小冊子《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也非常暢銷。

　　1985年之后，開始出現了文化熱，也就是所謂的“新啟蒙運動”。這個時期思想界發生了一些變化，之前，思想解放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進行，那之后，一些年輕學者開始直接翻譯介紹西學，并從中吸收現代西方的思想觀念。那時候的《讀書》雜志發表了大量介紹西方新思潮的文章，文筆非常好，又能夠聯系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影響越來越大。那一時期有兩套書特別火。一套是金觀濤等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版），幾乎每本都能印到10萬冊以上。這套書很多是編譯，短平快地介紹了一些西方思想名著，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國內學者寫的論著，也提出了一些新觀點。還有一套是甘陽等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三聯書店版），這套書學理性更強，更系統地介紹了西方人文主義思潮。這套書中，甘陽翻譯的卡西爾的《人論》非常暢銷。其實，卡西爾還算不上一個一流的思想家，但因為書名吸引人，一時間洛陽紙貴。可以說，《讀書》雜志和“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代表了那時候知識界的閱讀取向，影響了一代學者。那個階段類似五四時期，思想界非常活躍，對各種思潮能夠兼收并蓄，其中有理性主義的，也有非理性主義的；有科學哲學，也有人文主義；有擁抱現代化的，也有反思現代化的……

　　總的來說，就閱讀而言，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令人振奮的年代。那時，大家都讀一樣的書，知識結構也比較相似，所以能夠在一起討論和爭論，非常熱鬧。但那時大家知識準備并不夠，讀書往往不求甚解，所以經常游談無根，還沒有學理上的深入探究，對很多問題的理解比較簡單化。另外，當時大多數人對傳統文化并不熟悉，先入為主地予以全盤否定，這也存在很大問題。

　　進入1990年代，特別是1992年以后，讀書界發生了很大變化。可以說，1992年到1990年代中期，對于讀書界、出版界而言，是一個比較畸形的時期。幾乎在一夜之間，市場經濟攪動了每一個人的心，人人做起了發財夢，新的知識無用論開始流行。另外，出版界在市場化的轉型過程中，也變得非常浮躁和惶惑。出版了很多迎合市場的圖書，而有品位、有價值的學術、思想圖書既沒有人寫作和翻譯，也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心逐漸從騷動中平息下來，進入了另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這時候的讀書界已迥異于1980年代了。變化之一是，那時出版社大量出版實用性、消費性的圖書，這些書籍已經替代過去的人文書籍成為書店書架上的主流。變化之二是，圖書出版進入過剩時代。西學的引進和介紹已不像1980年代那樣零零散散，而是更加系統化，是分學科、分門派的。與改革開放前人們苦于無書可讀不同，這時大家的苦惱的是無從選擇。變化之三是，與1980年代知識的一片混沌不同，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知識開始學科化、規范化。很多人開始只讀自己的學科范圍內的圖書，比如，讀哲學的，不會再讀文學和歷史方面的書；讀政治學的，不會涉及社會學、心理學的書。變化之四是，與1980年代讀者注重西學、追逐潮流、求新求變不同，新世紀以來，讀書界開始懷舊，開始重讀經典，而經典既包括西方的柏拉圖、古希臘，也包括中國的孔子、莊子。而且，很多讀者開始在新與舊、經典與時尚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總的來說，1980年代的閱讀更多受到一種意識形態激情的支配，閱讀行為的背后總是有救國救民之類的宏大關懷；而1990年代以來的閱讀，則更多受到市場的支配，追求實用、追逐流行成了大多數人閱讀生活的常態。在如今這個知識過剩、圖書海量出版的時代，我們幾乎無法描繪出一個統一的閱讀圖景，而讀什么書也不再有統一的標準，只能根據讀者各自的口味、各種的需求自由選擇。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雷頤：與現實密不可分的閱讀經歷

　　就我的“個人閱讀史”而言，1978年是一個全新的起點。作為文革結束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在1978年進入大學學習，展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書的海洋。我自己最有興趣閱讀的是西方政治學、哲學方面的著作，比如盧梭的《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這些書大多是自己以前聽說過但沒讀過的，有的還是從文革時期的大批判文章中知道的。馬克思曾提到黑格爾的《小邏輯》等著作，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就專門找黑格爾的著作來讀。

　　對于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的一代青年人來說，最關心的當然是中國往哪里去的問題，所以，那時我的閱讀有很強的現實關懷的情結。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版的一些思想文化著作，如南斯拉夫領導人和理論家卡德爾的《新南斯拉夫的道路》、德爾拉斯的《新階級》，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的《第三條道路》，匈牙利學者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等。東歐這些國家比較早地批判和擺脫了所謂的“斯大林模式”，他們所走過的道路，他們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思考，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參照，對我這樣的讀者有很大的震動。

　　1980年代初期，關于人道主義、人的個性解放的討論非常熱鬧。在文革結束之前，主流話語是號召大家做革命的螺絲釘，壓制欲望，泯滅個性，而改革開放以后，這套話語就很難說服每一個人了。當時有一種提法叫“個人的自我設計”，在青年人中間很有市場，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后來權威人士出來說，“個人的自我設計要按黨的指導來進行”，算是為這場爭論做了總結。存在主義作家薩特、加繆的小說在那個時候特別受歡迎，我自己也讀了很多。薩特有一本通俗性的小冊子,名字叫《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曾掀起一場閱讀熱潮。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賓克萊的《理想的沖突》討論了各種相沖突的價值觀，閱讀時那種激動的心情至今不能完全忘懷。

　　80年代中后期“文化熱”中代表性的三套書是“走向未來叢書”、“中國文化書院”書庫、“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給了那一代以很大影響。這幾套書都有非常宏大的關懷，也反映出一種時代氛圍。

　　80年代的歷史學界顯得波瀾不驚。一方面，歷史研究方面的一些新觀點一般都局限于史學圈，未能在整個知識界以及社會上得到傳播；另一方面，那時民國史、現當代史的研究只是剛剛起步，很多學者還囿于傳統的革命史范式，新的突破不多。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套論述“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書，還有德裔美籍學者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引起了比較熱烈的討論。這兩個話題都涉及到馬克思的經典論述，很有研究價值。

　　1990年代以來，知識界出現了分化，人們的閱讀也更加多元化了。值得注意的幾個思潮是：一、傳統文化熱發端于90年代初，后來一度沉寂，然后新世紀以來又再度升溫。值得注意的是，弘揚傳統文化暗合了社會上日益高漲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其走紅的成因是非常復雜的。二、后學進入中國。后學是西方學術界最前沿、最流行的思潮，從追蹤西方學術前沿的角度來看，后學的大量引進是順理成章的。不過，后學對啟蒙話語、對理性主義、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采取解構的態度，其負面影響恐怕是不可以不警惕的。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

　　王逢振：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討論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出版史、閱讀史，后現代主義的翻譯和傳播就是一個不能遺漏重要章節。如果從杰姆遜1985年在北京大學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專題講座算起，后現代思潮登陸中國已有20余年歷史了。

　　1985年下半年，杰姆遜在北京大學做了關于后現代主義的系列演講，后來講稿內容被翻譯成中文，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對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奠基之功。我自己80年代出國學習，回國后在《外國文學》雜志以連載的形式綜述介紹了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學術流派的理論，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到90年代，西方后現代主義作品開始大規模地涌入中國，受到學界追捧，但這時我們吸收得多，消化還很少。90年代后期以來，國內學界一直在努力消化后現代旗下的各種理論，并對其有了反思和批評，運用后現代理論分析社會現實、開展文化研究也一度非常熱鬧。

　　后現代思潮的譯著非常之多，影響比較大的有：福柯的《性史》（該書1989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發行量達10萬冊）、《瘋癲與文明》；德里達的《論文字學》（又譯《論書寫》）；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完美的罪行》；羅蘭·巴特的《寫作的零度》、《神話學》；海登·懷特的《后現代歷史敘事學》、《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等等。

　　后現代思想的影響既深且廣，波及到幾乎所有的學科領域。后現代主義模糊了學科之間、國家之間、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知識的整體版圖。后現代主義對中國學者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受此熏陶，人們看待當代世界的很多問題，比如美國的民主，比如國際政治關系，眼光就會有所不同。后現代思想對大眾文化、媒介文化也有很大影響。后現代主義在消解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的同時，也提升了大眾文化的地位。后現代主義使文化與商業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文化的商業化、商業的文化成為潮流。

　　進入新世紀以后，有兩個問題是我特別關心的。一個是關于現代性的討論。改革開放發展到現階段，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比如貧富分化的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我們不能不思考的。在國際政治領域，如何看待伊拉克戰爭，如何看待美國的霸權，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些全球性危機，都牽涉到現代性的討論。另外，環境問題也日益突出，一邊是人們欲望的不斷膨脹，對舒適的不斷追求，一邊是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令我們不得不有所反思。還有一個是知識分子的作用問題。今天，知識分子中很多人放棄了公共關懷，而走向了專業化、職業化、體制化。申請基金和項目成為很多學者最關心的事情，學術則蛻變為獲取金錢與權力的一種工具，這種情況令人擔憂。有一本評述薩義德思想和活動的著作《向權力說真話：賽義德和批評家的工作》，中國的學者應該讀一下。我覺得，像薩義德這樣有良知的、不妥協的、敢于“向權力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永遠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