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書目與傳統經典的命運

攝影:成一村

　　一、推薦書目在中國

　　不少讀書人都認為：圖書典籍浩如煙海，在閱讀時會遇到圖書的選擇與鑒別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往往通過書目，來了解圖書典籍的狀況，明曉讀書的門徑。

　　在我國，推薦書目應傳統官學、家塾、書院與科舉制度的需要，很早就發展起來了，早在唐代，推薦書目就很受青年士子們的歡迎。到了元代初年，學者程端禮（1271~1345）把朱熹以來在書院、私塾教育中所創造的經驗加以總結和發展，寫成《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三卷。讀書據朱熹讀書法，即“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冰，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六條，加以發揮，提出了具體的讀書計劃和讀書內容。明末陸世儀在他的《思辨錄》中，曾為青少年開列了一個閱讀書目。清朝康熙年間，由李颙口授，門人李士瑸手錄的《讀書次第》，是我國較早的一部指導讀書治學的書目。此后，龍啟瑞于道光年間撰《經籍舉要》，為學子開列經史子集四部典籍要目，以程朱理學為宗旨，推崇考據和桐城古文。光緒初年，張之洞因諸生“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相問，根據當時情況，挑選兩千二百余種圖書，編成《書目答問》一書，以指示諸生治學門徑。此書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問世后很有影響。

　　以上書目在科舉時代都發生過廣泛的影響，然而，隨著時代的推移，科舉的廢棄和知識的更新，這些書目的影響和作用愈來愈小。

　　二、傳統經典閱讀的變遷

　　在20世紀，傳統經典是否還具有生命力，是否還能擁有廣泛的讀者？這一問題在20世紀初就已被提出。隨著科舉與清王朝的結束，傳統典籍與知識分子就越來越疏遠了。有些知識分子甚至說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應該說，傳統典籍所構建的知識體系，在20世紀，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了。但這不等于說，傳統典籍就已失去了生命力。

　　五四運動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小學生，已不把傳統經典作為主要讀物了。但由于傳統教育的影響，當時一些中小學生仍然閱讀大量的傳統經典。如1905年出生的姚名達，中學時代曾習讀過《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書。同年出生的蔡尚思，在中學時代閱讀過先秦諸子、韓文、《史記》、《莊子》等書。1907年出生的嚴北溟，在17歲前讀過先秦諸子、《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書。先師張舜徽先生，1911年生，7歲時學習王氏《文字蒙求》、段注《說文解字》等一系列小學書籍，隨后習讀《四書》、《五經》等。(上述材料參見王余光、徐雁主編《中國讀書大辭典》相關辭條，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周一良先生在《畢竟是書生》中，回憶他在1930年上大學前于家塾中習讀的都是傳統經典：《孝經》、《論語》、《孟子》、《詩經》、《禮記》、《左傳》、《古文辭類纂》、《史記》、《韓非子》、《尚書》、《周易》、《說文解字》等。這些人都有很好的國學根柢，這也決定了他們日后的研究路向。這一代學人之后，中國學人，在中小學階段，就極少有人受過傳統經典的系統訓練了。

　　當時，在中小學學校教育之外，學生們常常受到家庭或社會的影響，有較多的機會閱讀傳統經典。社會上一些知名學者也向中學生推薦傳統經典。

　　1920年，胡適曾開列一份《中學國學叢書》目錄，列舉古籍31種，從《詩經》、《論語》，到《史記》、《漢書》，從陶淵明、李白，到歐陽修、馬致遠，皆入其選。1924年章太炎在《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二冊上發表《中學國文書目》，收錄39種古籍。他認為“凡習國文，貴在知本達用，發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學諸生，年在成童之上，記誦之力方強，博學篤志，將以此始。若導以佻奇，則終身無就”。章氏推薦的傳統經典，大多不適合中學生閱讀，如《詩毛傳鄭箋》、《春秋左傳杜解》、《二程遺書》、《顏氏學記》、《清服制圖》等，另附有“總參考書”，如錄有《讀史方輿紀要》、《乾隆府廳州縣志》等。

　　讓中小學生閱讀眾多傳統經典，特別是讀那些專深的古書顯然是不合時宜的。1949年以后，中小學生除閱讀少量古詩文外，都是通過改編、繪圖本或白話本等形式，間接了解傳統經典的內容。

　　三、推薦經典之爭（1）：胡適與梁啟超

　　胡適（1891~1962），著名學者。早年留學美國，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62年病逝于臺灣。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嘗試集》等。

　　1920年，胡適開列了《中學國故叢書》目錄，列舉古籍31種，以備中學生閱讀。1923年，胡適應《清華周刊》記者之約，開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收錄圖書約190種，后來根據它修訂精簡成《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胡適的書目，有幾點值得注意：

　　（1）不收“小學”方面的書。胡適在書目的序言中認為：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

　　（2）不收前四史與《資治通鑒》等書。這一點，頗受時人與后人的非議。

　　（3）收錄古典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等。從國學的角度看，這些書不受學者重視。

　　梁啟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年輕時從師康有為，師徒力主變法維新，時稱“康梁”。梁啟超“戊戌政變”后逃亡日本，晚年講學于清華學校等，曾任北平圖書館館長。長于史學，頗多建樹。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等。

　　1923年梁啟超也應《清華周刊》記者之約，擬就《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約160種。后來他又為“校課既繁、所治專門”的青年學生精簡此書目，開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當時，梁啟超就胡適的書目寫過一篇《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的文章，梁啟超說：“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么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里頭有什么《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梁啟超認為，史部書是國學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應不收。

　　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圖書館開列了一個《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選書20種。這個書目是經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既然稱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論語》等哲學、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選，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四、推薦經典之爭（2）：中與西

　　1925年，在孫伏園主持的《京報副刊》上，發出“青年必讀書十部”的征求啟示，當時有70余位學者作家應征。其中魯迅認為，看中國書讓人脫離人生，“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一觀點在《京報副刊》上發表后，引起很大爭議，并遭到很多人的批評。

　　推薦書目的推薦者受偏見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是很大的。

　　1945年，英國作家奚普（HaraceShipp），不加時間地域與主題的限制，只就“最重要的書”，選出十本“震撼世界的書”，這里沒有中國人的書。

　　1985年，美國《生活》雜志在數以百萬計的讀者中，開展評選《人類有史以來的二十本最佳書》，這里也沒有中國人的書。

　　美國圖書館學家唐斯（RobertB．Downs）曾寫過一本《改變世界的書》，書中選擇了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中葉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其后他又寫了一本《自1492年以來塑造現代文明的111種杰出名著提要》。這兩本書都沒有收錄中國人的著作。在后一本書的《導言》里，作者雖然承認東方的經典，“其中有許多書同樣對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這些書還是被“略去了”。

　　另一位美國專欄作家費迪曼（CliftonFadiman）曾出版《一生的讀書計劃》，向18歲到80歲的讀書人推薦了100部名著，這100部名著也都是歐美人的著作。作者在該書的《前言》里坦陳：“我所讀過的東方典籍，并不能在我心中燃起火焰。這也許是因為世界觀的限制所致。我曾試讀紫式部（日本《源氏物語》的作者）、《可蘭經》、《一千零一夜》、《圣薄伽梵歌》、《奧義書》以及其他十余種東方古典，都不能獲得樂趣。因此，老實說，我無法論述這些典籍。”就我們所知，漢籍很早就在東南亞流傳并發生廣泛影響。17世紀以來漢籍被譯介到歐美逐漸增多，在文學、哲學、思想等多方面都受到人們的重視。然而這些中國典籍仍然被上述推薦者所忽略，這確實是“世界觀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說，這些推薦者是深受“歐美中心論”的影響的。

　　可以說，中國人不能不讀本國的書，況且，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很多優秀的著作，這些著作并不比西方的遜色，我們能從中獲得很多社會的經驗與生活的樂趣，并能成為我們內在精神不斷成長的泉源。

　　五、推薦經典之爭（3）：人文知識與科學精神

　　1986年，由C·莫里·迪瓦恩等編、美國哈潑—羅出版社出版《最有影響的書》。該書原名為《哈佛大學有影響的書籍指南》（TheHavardGuidetoInfluentialBooks），在書中，世界著名學府———哈佛大學的113名教授現身說法，介紹了對他們的思想、事業和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書。這些教授來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各個專業，在美國及國際上均有一定的聲譽。他們的推薦和介紹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對各行各業的讀者均有一定的啟發和幫助。

　　但有一位教授例外，他沒有提供書目。他是哈佛大學物理學的教授，叫謝爾登·格拉肖，是得過諾貝爾獎的，他拒絕開書目。他拒絕的原因是，我喜歡的并不一定是學生喜歡的，我喜歡的你們又看不懂。因為他搞的是高深物理學方面的研究。然后這個教授大發牢騷，他覺得文科的教授喜歡給學生開推薦書目，而且嘲笑理工科的人沒文化，就懂得一點技術。這非常不公平。他說：“科學家常常被視為缺乏文化修養的白癡，既不能寫，又不愿讀。被他們狹窄的專業范圍束縛了手腳，活該進入人文主義者蔑視對象的候選人之列。然而，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博覽群書，可以與歷史學家、讀寫批評家及其他任何人不分伯仲。另一方面，人文主義者常常（盡管不是始終）在科學上和數學上一竅不通，并以此為榮。我們的談話必須轉向他們關心的東西，而不是我們關心的東西。我們處于不利地位，因為我們被他們的無知逼到了他們的知識領域里較量才智。”（引自C·莫里·迪瓦恩等編《最有影響的書》中譯本第79頁，唐潤華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人文知識與科學精神在推薦書目中不能得到適當均衡的體現。

　　六、推薦經典之爭（4）：元典書目與影響書目

　　“元典”的概念源自馮天瑜先生的《中國元典精神》。元典可指那些最能代表文化精神的經典。“影響書目”，徐雁認為“是人們以圖書文獻對人類歷史生活進退的影響作用程度而有目的地遴選出的圖書文獻目錄”。

　　1982年，蔡尚思在他的《中國文化基礎書目》（《中國文化史要論》第7章，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基礎上提出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40種書，分文學、史學、哲學思想和科學四個方面。該書目刊載于《書林》1982年第5期上。未料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如施蟄存、胡道靜等，他們先后在《書林》上發表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本身就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沒有一個標準。但這一問題的討論有助于人們對中國經典的認識。

　　此后，受國外“影響書目”的影響，由王余光主編的《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1989年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介紹了中國歷史上對中華民族各方面產生過深遠影響的30本書（另附3本），它側重于從書籍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深入而系統地剖析了它們對讀者在思想深處的巨大作用。該書的寫成，正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而此時也正是文化問題討論極為激烈之際。正如若谷在評論該書時所說：

　　中國文化，當它經歷了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歷經輝煌顯赫或蕭條冷寂的里程后，到本世紀80年代，又迎來了一個新的繁榮活躍期。一時間，中國文化、民族傳統成為學術界的中心課題，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性的“文化熱”。《影響中國歷史的30本書》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作者參與文化討論的一份獻辭。值得提出的是，當“文化熱”的主旋律，隨著開放時代西方文化學說的大量引進，而對本土文化表現出責難多于公允評判、唾棄先于深入認識的傾向時，本書的這些年輕作者們，則努力從歷史的理性和民族的良知出發，來分析、思考、評述問題，因而在書中表現出了比較成熟、理智和公允的態度。（引自若谷：《書在歷史的進程中》、《武漢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

　　1993年，韓國建國大學韓仁熙博士與高麗大學李東哲博士合作將《影響中國歷史的30本書》譯成韓文，由漢城知永社出版。1994年由臺灣洪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繁體字本。

　　《影響中國歷史的30本書》出版后，仿作或相關書籍頗有層出不窮之勢，據統計，1990至2000年間，國內出版關于影響書目的書籍有20多種，這也反映了讀書界、出版界對“文獻典籍與文明進程”這一論題的熱心討論與關注。

　　七、其他名人推薦書目

　　五四運動以后，傳統經典逐步退出了中小學生閱讀的領域。對大學生或一般讀者來說，傳統經典仍然是他們閱讀的重要讀物，不少學者也很熱心向他們開列推薦書目。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如下諸家。1、朱自清的《經典常談》

　　朱自清（1898~1948），文學家、學者。192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25年到清華大學任教。1931年留學英國并漫游歐洲大陸。回國后執教于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著有散文集《背影》、《歐游雜記》，文藝論集《詩言志辨》等。

　　本書初版于1942年,開列了十余部經典，說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第四、三禮第五、春秋三傳第六（國語附）、四書第七、戰國策第八、史記漢書第九、諸子第十、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以求能啟發讀者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辭賦、詩、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敘其源流。2、錢穆的推薦書目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史學家。193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執教，1949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遷居臺北。著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等。

　　1946年，錢穆在昆明給文史研究班學生開列了《文史書目舉要》。1970年，錢穆在臺北為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課程，并出版《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1973年），該書推薦史學名著26種。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請錢穆作了系列講座。在講演中錢穆指出有7部書是“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

　　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惠能）、近思錄（朱熹，呂祖謙輯）、傳習錄（王守仁）。3、張舜徽的推薦書目

　　張舜徽（1911~1992），著名學者，湖南沅江人，先后在蘭州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任教，主要著作有《說文解字約注》、《中國文獻學》等。

　　1947年，張舜徽在蘭州大學受學生之請，開列《初學求書簡目》（見《舊學輯存》，齊魯書社1988年版），認為“讀書以識字為先，學文以多讀為本。必于二者深造有得，而后可以理解群書”。十年之后，張舜徽在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講授“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并出版《中國歷史要籍介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書，文革后，作者對該書進行了修訂，更名為《中國古代史籍要籍舉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在上述基礎上，1983年，張舜徽主編《中國史學名著題解》（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該書分古史、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實錄、制度史、學術史、傳記、地理方志、雜史、史評史論、史考、金石甲骨考證、歷史研究法、筆記、類書叢書、文編、書目、表譜、索引辭典等類，收歷代史學名著約200余種。

　　1990年，張舜徽出版《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作者在該書的序言中，提到閱讀漢代著述的綱要，他說：“余平生誘誨新進及所以自勵，恒謂讀漢人書，必須精熟數種以為之綱。一曰《太史公記》，二曰《淮南王書》，三曰《漢書藝文志》，四曰王充《論衡》，五曰許慎《說文》。”

　　八、結語：讓我們接近客觀

　　也許，任何一部推薦書目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推薦者的主觀性和偶然性。然而，對于讀者來說，準確、客觀地去了解、選擇、閱讀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鑒于此，王余光等人于20世紀末，收集了80種中外經典推薦書目（中國的推薦書目54種，外國的推薦書目26種），運用了計量的方法，對這80種書目所推薦的書進行統計，以各書被推薦次數的多少為序，列出四份目錄：《中國名著排行榜》、《外國名著排行榜》、《中國推薦者眼中的外國名著》、《外國推薦者眼中的外國名著》。這些書目不帶有編者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薦名著方面，應該說更加公允、準確與客觀。在此基礎上，王余光主編《中國讀者理想藏書》一書，1999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依據上述排行榜，在中國著作中，排名第一是《詩經》，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外國著作中排名第一。這兩種作品都是用韻文寫成的，看來韻文更受人們的歡迎。當然，僅僅是韻文還不夠，這要看它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不是真正優秀的。

　　就被推薦的中國著作而言，排在前十名的是：

　　詩經

　　史記

　　莊子

　　老子

　　論語

　　孟子

　　韓非子

　　楚辭

　　左傳

　　荀子

　　這十種書都是公元前的著作，最晚成書的《史記》距今也有2000余年了。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讀書人的一種珍古典重基礎的心理。長期以來，中國學人強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以上這些著作，真正是中國學術之源。同時，正如韓國學者韓仁熙、李東哲所說，這些“古典名著，都反映出古代生活與文明，并歷代而下，不斷被加入新的闡釋和理解，其影響一直延伸到今天，而許多求知活動所涉及的領域正是依靠這些闡釋和理解建構起來的”（《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韓文本譯后記，漢城：知永社1993年）。這些書之所以被推崇，它們也有別于那些暢銷書。時下出版界總樂于追求淺易、有趣與可讀性強的讀物，并不注重書的深度與可能產生的影響度。相反，這些被推薦的書內容艱深，也談不上有趣，但其思想、內容或概念被廣泛傳播，不少人是通過“二渠道”（如介紹性書籍、譯本、媒體或課堂）去了解它們而非閱讀原書的。因而，這些書在現時代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就被推薦的外國著作來看，排在前十名的是：

　　莎士比亞作品

　　圣經

　　對話錄（柏拉圖）

　　荷馬史詩

　　物種起源（達爾文）

　　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

　　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馬克·吐溫）

　　紅與黑（司湯達）

　　草葉集（惠特曼）

　　神曲（但丁）

　　以上十種除《物種起源》外，都可以被看成是文學作品。

　　閱讀，是一項很個性化的話動，尊重讀者的個性化選擇十分必要。但這并不否定，閱讀是一種社會現象，帶有傾向性。而推薦書目就體現了這種傾向性。因而，一部客觀的推薦書目本來就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