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專業作家體制是有弊端的

　　“歷史給我以中央委員、文化部長的聲名，我其實承受得相當吃力。”今天，“王蒙自傳”第三部《九命七羊》，將在第十八屆圖書博覽會首發。這本新書，展示了王蒙1989年9月初從文化部長的位置上走下來后的“文化圈紀實”，所述內容之“新鮮”，從去年“郭敬明加入作協作介紹人”的內容都提及了就可見一斑。 

　　 ■擔任文化部主要領導三年零五個月，但王蒙稱“瞧不起魯迅所說的那種拿文學當敲門磚的人” 

　　盡管《九命七羊》中王蒙稱，“我可瞧不起魯迅所說的那種拿文學當敲門磚的人，以文學的名義混上一官半職，把文學禍禍了一個夠，然后連一個沾文學味兒的詞兒都說不出來了”，也回憶了1989年元宵節，王蒙建議并首次舉行的中央領導與文藝界聯歡會上，按照王蒙的建議，各與會的文藝從業人員每人起立自我介紹一句話，而他的那句話是“王蒙，寫小說的”。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他“從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擔任文化部主要領導三年零五個月”。 

　　反思這段經歷，王蒙自我檢討：“對部長的工作缺少足夠的投入與獻身精神，缺少對部長的工作以死相許、以命相托的責任感，我自以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寫字臺前，寫我的作品。”他還慨嘆“事實證明，我確實不是政治家。我太天真。我太幼稚。我太溫情和軟弱”。并在書中就此給出四條詳細“理由以證明”。 

　　書中，王蒙借李商隱抒發感慨，“在他的身上幾乎集中了中國男人的志大才疏，頂不住命運，放不開功名，夢想著富貴，自戀自憐自嘆，唧唧咕咕瀝瀝，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騷的毛病。” 

　　書中談及告別“文化部長”后的“1990年初冬”，王蒙出席上海文藝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高高興興地當我的作家，感覺好極了”。正是在此次會議上，王蒙“已經開始構思，寫一部一個人的個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而這，正是王蒙“季節”系列，以及自傳三部曲的由來。 

　　不再“文化部長”以后，王蒙歡呼“多么美麗，多么光潔、自由，我的九十年代的初始！”1994年3月的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年過花甲的王蒙，被選為政協常委，同時還被指定為文藝界一個小組的召集人。在政協禮堂門口，碰到政協主席李瑞環同志，他一面與王蒙握手一面匆匆地說：“少生閑氣，專心創作。” 
　　
　　■“今天的知識與偽知識多半來自傳媒，這是一個既方便又靠不住的進展” 

　　就“什么是小說”，王蒙稱，“是對于生活的愛戀、趣味、記錄，但也可能是距離，是出自于內心某種進入內心的想入非非的期待。人有時候不能活得太滋潤，寫得太順當，不能看到什么聽到什么就寫什么，不能為了出氣與罵人隨手謅一篇故事……那不是文學，不是創造和想象，不是靈魂的顫抖和寬舒，只是不成功的、低俗的與低能的博客。”除了小說，王蒙也提及了自己對其他藝術門類的些許看法。他說，“大眾傳媒時代人們的知識與偽知識多半來自傳媒，這是一個既方便又靠不住的進展。”他對反復放映的一系列歷史題材影片也不無憂慮：“看看那些影片吧，都是教導青年人斗爭斗爭斗爭、興風作浪的。”對此，他感嘆道：“我們又有幾部電影、幾部小說是說青年人要鉆研學問，要發明創造，要進行建設，要一點一滴，要發展經濟，要追求和諧的？我們沒有一部影片可以與美國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而中國需要的是更多的居里夫人……” 

　　■“專業作家體制是有弊端的”，“作品與作家的成類成風，人物的批量生產，是很恐怖的” 

　　王蒙還提到專業作家體制。在他看來，這種體制是有一些弊端的。“首先是生活與創作的關系，生活是主體，在先，然后是創作，但是對于‘專業作家’來說，似乎寫作才是主體，生活實踐反倒成為第二位的事情了。”“一個所謂專業作家的代表作，恰恰是沒當專業作家之時寫出來的，而當了專業作家之后，幾十年過去了，乏善可陳。”王蒙早在1983年1月，就曾發表專門文字探討過這一問題，并建議“多設立‘有限期’專業作家，少設立‘無限期’專業作家”。并稱“專業作家的物質待遇辦法應有適當調整”，“從理論上，專業作家應主要靠稿費生活”，這樣，“從體制上有利于保證專業作家隊伍的流動性和嚴格選擇性。” 

　　關于文壇，王蒙還提及“文學的成批成捆，作品與作家的成類成風，人物的批量生產，是很恐怖的”。“越是偉大的作家個性越是強”，“偉大作家的價值全在于他的唯一性，有哪個作家能有另一個備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