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詩歌：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

　　1 什么是“打工詩人”？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有人開始為打工族中的詩歌寫作者做了群體性的命名：“打工詩人”。至于這樣的命名是否合理，我也不想在此作過多的論述。我感興趣的問題是，“打工詩人”的作品究竟體現了一種怎樣的精神和心態？他們何以會產生這種心態？他們作品中所體現的那種精神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歌具有怎樣的意義？一些“打工詩人”，為什么會從心理上抵觸這個稱謂？我們不要在誰是“打工詩人”這樣的問題上糾纏不休，因為我們連誰是“詩人”這樣的問題都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對真正的詩人而言，任何類別的標簽都帶有貶義。我們沒有必要刻意地去界定具體的一首詩是否屬于“打工詩歌”的范疇，也沒有必要刻意地去界定誰是“打工詩人”，名稱是姑妄稱之的東西，不必反復糾纏于此，應立足于作品的意義，詩人內心解放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才能確立“打工詩歌”的意義，才能理解“打工詩人”寫作的意義。我所理解的“打工詩人”與“打工詩歌”是兩個需要打入引號的概念，有特定的意思。這是一個大量使用引號的時代，我們隨時可能被裝在引號里。這是我們的宿命，是我們需要通過不斷打入引號來回溯、透析、否定并試圖超越的生活歷程和內心體驗。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要求重建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也要求重建中國的文化。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變革進程中，“打工族”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存在。打工改變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心靈史、生活史、個人編年史，這不僅是身體的、心靈的，也是文化的、形而上學的。“從深圳上海北京廣州打工／回來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城市／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暗暗較勁／意思是我在的那個城市／比你的要好／／他們以前在村里熟識／回來后彼此陌生了／在村里站在彼此眼前／有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的距離”（張紹民《比較》）。我們所經歷的歷史，它不僅左右著個人的生活和命運，甚至也在我們現在的心理定勢、潛意識和語言中顯露出來。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角。詩歌是形象的人類學，是對種族記憶的保存。歷史一再地昭示，每當一個時代處在巨大的轉折時期，敏感的詩人常常會從自身的經歷中攫取某種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的事物，作為自己宣泄和寄托內心隱秘感情和思緒的參照。近些年來，出現一批“打工詩人”和寫打工生活的詩歌，也自然成為無法回避的事情。“打工詩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實的見證之一，讓我們窺見到一個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社會群體的真實生活和心理狀態。 

　　再卑微也要有尊嚴，再貧賤也要自由地表達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絕那些強加于己的東西。“打工詩人”的寫作是完成內心道義的自我反省與確證。民工面臨著經濟吸納和社會拒絕的悖論性生存處境，而對這種先天的社會不公，從他們進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必須無條件地表示默認，并同樣默默地遵守著。他們和城市的距離感如同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反差那么遙遠。遁入自我的陰影心態使得打工者的邊緣地位愈來愈明顯地突兀出來。在警醒世人的同時，也使得打工者更加無奈和消沉起來。于是詩人們在跨越陰影意識或者在宣泄陰影意識的同時，還更多地表現在對社會的抗爭和尋求世界的認同和理解上。陰影是任何一件事物都無法掩藏的根本屬性，有如孫大圣那根倉皇之中豎在廟宇后邊的尾巴；陰影也為詩人們提供了認識時代生活的另一個特殊角度。“自從那天／踏上了南行的列車／單調而沉重的生活便／常常讓我忌恨陽光的輝煌后面／是否還隱有張悲哀難堪的面龐／于是每天下班之后／總不忘去審視那株年青的楓葉樹／是否已罩上了憂郁的額紋／而疲憊不堪／擁有陽光的日子／并不多見……”（盧楊林《南行的憂郁》。在陽光的輝煌后面，在陰影中，詩人“必須睜圓眼睛”，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和書寫。他們深入挖掘和揭示日常生活與真實生命中到處藏匿的黑暗，從而重構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公共空間。 

　　我的“家”在哪里？
 
　　作為“小時代”的記錄者，“打工詩人”寫下的“打工詩歌”是最真實的詩歌，表現出他們那種原生態的本能的記敘習慣和思維方式。“打工詩人”寫作對當代詩歌的一個重要貢獻就在于它重新確定了詩歌與自己生存境遇的關系，廣闊地反映了一個“小時代”的生存現實，揭示了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的精神特征和內在焦慮。“打工詩歌”作品竟然有著驚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共同的傾向：即對現實與當下的關切，注重寫作與自身當下生存境遇的互相闡釋。這里的現實，不是那種高調的偉大的所謂歷史性事件的“現實”，而是一種“小歷史”，一種切近自身與個人的經驗的或切近生活的客觀的現實，我想稱之為“現時性”特征，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之所以用“現時性”而不用“現實性”這個詞，是因為“現實”主要是空間概念的，多與夢境或虛構相對，而“現時”是時間概念，具有痛切的當下個人體驗。 

　　誰試用誰／證明你有用／在三月之內／從一個七天到下一個七天／你被試用／你正在被試用／生活沒有竅門／／你的一生都在被試用／從一個試用期到另一個試用期／生活沒有竅門／你樂意被試用，決意／你試用別人／這不現實，世界不現實／那一個夢現實／／必須證明你有用／為誰所用？／錢是小過門／休止符出現，別問／別問。痛苦愛上你／這是幸福？什么都別問／你被試用／／你是我／打工者，流浪者／吹笛子的人，在夜的／深處，你仍在試用／被風，欲望之塔／所有的人都在試用你／連同自己，妓女／／謊言重復千遍成為真理／一個被試用連續的人／一個被連續試用的人／一個永遠試用的人／一個人永遠試用／一個與試用期等號的人／一個等號于試用期的人／／0K！你被試用／照我的意思做，必須／這樣。聽話，虛偽叫忠誠／表現好才能加工資／在我眼里你還是個孩子／寫詩與唱卡拉OK有區別嗎？／傻冒，說話呀（噢！命運）／／一個異鄉人／一個沒文憑的人／一個詩歌愛好者／一個說夢話的人／一個憂郁的影子／一個行走不定的人／一個試用期中的人（謝湘南《試用期與七重奏》）。 

　　“打工詩人”是“一個異鄉人／一個沒文憑的人／一個詩歌愛好者／一個說夢話的人／一個憂郁的影子／一個行走不定的人／一個試用期中的人”。詩歌要求“打工詩人”在生活面前做一個“世故”者，而非純情少年。在“打工詩人”的詩中，我們看到活生生的、生長在小時代的語言在他們的詩中成為敘述的基本成份，我們看到了詩歌和打工生活之間的血肉關系。 

　　2 “打工詩歌”的真實與力量并非來自于“打工詩人”的寫作水平與技巧有多高，而是源自于他們對生活的感同身受與熟悉。他們寫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體驗與發現，是自己的苦痛與憂傷，也正是因此，他們出示了一種全新的生活與體驗，一種人物與細節的真實。這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現實，是具體而具象的現實，而不是抽象、想象與寫意的現實。沉入社會生活底層的“打工詩人”，擺脫了一種被抽象化的時代情緒，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一面，始終與此保持了直接的感性認識，并讓詩歌對現實發出了它的指控與挑戰。民工問題不是只關乎一些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作為一個中國最廣大的弱勢群體，他們長期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關涉到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的公正、公平性問題。對于他們合法權利的捍衛，也是對人類基本生存權利的捍衛。“打工詩人”把頭伸向陽光輝煌的后面，在大時代留下的陰影中，在漂亮的舞臺后面，他們的手已經無法掂量夜的深度，他們的腳步由輕及重。在陽光巨大的輝煌后面，往往隱藏著更巨大的黑暗。“劉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廠流水線／為命運加班的你／超負荷勞作日復一日／在那個／讓你23歲亮麗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個驛站的／那個黑色的7月13日／……你，搖搖晃晃／離開了無限眷戀的土地／/消化道出血 呼吸系統衰竭／生命已快走到終極／昏迷后醒來的你卻說：‘別攔我，我要打卡／遲到了要罰款……’／哦兄弟為什么 為什么／為什么這樣畏懼膽怯／我們不是現代包身工 我們不是奴隸／為什么不說一聲‘不’！／為什么不把抗爭的拳頭高高舉起？！／……3萬元就換取了一個鮮活的生命啊／青春逝去里飽含多少悲愴與嘆息／多少個打工姐妹兄弟／還在流水線上工作超時／棲居皆危房 面容呈菜色／薪水難到手 勞保無人識／……讓我用微弱卻不屈的筆／向劉晃祺一樣的姐妹兄弟／發出心底茁壯的呼吁”（羅德遠《劉晃祺，我苦難的打工兄弟》）。這首詩寫的是廣東美而進毛織廠打工仔劉晃祺因廠內日復一日的加班，身體極度虛弱，最后吐血昏迷，命殞異鄉，再也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還是在夜里”。沒有什么比刀劍更直接，沒有什么比語言更鋒利。“打工詩歌”再次使我體察到這一點，作者飽滿的情緒使詩句怒脹、克制、欲發還收，但又比發出的弓箭更有力，更擊中要害。這種紀實風格的詩，它的直接，使人震憾。真正的悲劇，其實在悲劇發生之前就已經發生。“打工詩人”劉大程在萬行長詩《南方行吟》中寫道：“許多手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扼住打工者的咽喉，撕碎打工者的夢想／而天地很大，打工者卻都是瞎子和啞巴／數千萬之眾，在異鄉和老板面前便成為弱勢的群體”。2005年8月9日的《新京報》重點推出了這首反映農民工艱難打工生涯的萬行長詩，這也是在《新京報》開辟詩歌欄目以來首次用全版推薦一位詩人。“打工詩歌”的出現，顯然不是詩人為了詩歌而進行的實驗之作、先鋒之作，而是詩人在坎坷的打工生活中嘔心瀝血的切身體會，它們語言上敘述上的“不夠藝術”和思想上的“不夠成熟”可能會遭到否定或恥笑，但誰也擋不住它們里面迸發出來的血性的光芒，那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的詩歌，那是劣質的生活場景和悲苦的命運所生發的情感細節與心靈的吶喊，而不是為了語言、藝術、荷爾蒙、下半身、后現代、與國際接軌等等口號下貧血的矯情之作。在田園的遠逝與城市的冷漠中，在歷史的纏繞與環境的錯謬中，在積郁滿腹的煩惱苦痛與無法表達的失語狀態中，那被忽視的人群，那被拋棄的人群，那被踐踏的人群，那被剝奪的人群，那被侮辱的人群，那被傷害的人群，那無望無告的人群，對于他們來說，生活就意味著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著痛苦，生活就是掙扎。他們是生活在自己祖國的難民，他們的命運是現代化進程中最不義之事。造成他們傷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個人的行為或無行動，而更是社會的無行動。馬丁·路德·金說過：“造成我們時代最大的罪惡是大多數人的袖手旁觀，而不是少數人的殘暴。”不能保護弱者不受傷害的社會，不是好社會。“機器轟鳴聲穿過白天／和黑夜／他們已經麻木／常常將黑夜當成白天／把白天當成黑夜／ 被機器操縱的手／已離開了他們的身體”（張守剛《在工廠》）。“血工傷事故／有人斷了手指／有人不見了腳／呻吟是沒有用的／你們要抬起頭來／用法律作為武器／保護自己／將老板被狗吃掉的良心／揪出來／還大家公理”（張守剛《工傷》）。“他多次被炒／只因太懂《勞動法》／老板需要的是／能干活但不知道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人／小草有小草的尊嚴／而有了尊嚴／就只能像小草一樣睡露天了”（張紹民《被炒》）。這些詩歌是對殘酷處境中本真命運的體驗和書寫，我們從中能深刻地感受到作為社會最底層的“打工詩人”在敘述背后的強烈憤怒。 

　　“打工詩人”以他們富于原創性的文本向我們展示了寫作的另一種空間。在一個文字可以淹沒人的時代里，我們反而很難遇到真正純粹的文字。我不知道，“打工詩歌”，那些在打工群落里生長的詞，那些帶有內傷斑痕的文字，算不算純粹，但至少與潮涌般的另一種文字構成了明顯的分野。面對它，你顯然感受著一種震顫性的體驗。“打工詩人”，像在底層布下的嗡嗡作響的“精神地震儀”，深入個體中交叉、糾纏、反對、怨恨、郁結的部分，想為我們所處的看似底層的生活留下一份真實的聲音與文字的見證。 

　　（摘自《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中國“打工詩歌”研究》，花城出版社出版，定價：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