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需要一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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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代人是典型的在“文革”中長大的一代，共同經歷了那個時代的物質和文化的雙重匱乏。我的個人閱讀史開始于1973年，那年春天我10歲出頭，告別撫育了我近10年的祖父和祖母，從四川威遠縣的一個寂寞的鄉村到內江市內與父親一同生活。到城里上學不久，父親讓我讀小說《閃 閃的紅星》。這是我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對我的意義就是讓我明白我能夠讀小說了。

　　此后數年間，我與同齡人一樣，閱讀了不少“革命小說”。我找不出這些小說對我心智的發展有什么影響，它們只是填補了一個少年在那個文化貧脊時代閱讀的空白。上中學后，我開始讀魯迅的書，他的小說和散文都震撼我青春的心靈，那些辛辣而又醇美的文字，令我無限熱愛。老師講課時說魯迅的文字是“入木三分，牢不可拔”，我在讀魯迅時真的試著用拔釘子的力氣要在他的文中拔出幾個字來，實在是一個字都拔不出來。文如其人，魯迅的文字，就是魯迅的人格和精神。認真想來，魯迅是第一個真正影響我的心靈的文學家，雖然我在中學以后，就沒有機會專心閱讀魯迅，但他的文字，至今沁潤著我的心田，并且戒約著我的筆端。

　　在整個中學時代，除了讀魯迅之外，我還自由閱讀了大量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背誦了不少。解禁后，也閱讀了《紅樓夢》。這個時期，我開始做文學少年的“當作家”的夢了。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我1978年考試升入高中。考試改變命運，一考定終身。那些年高考的壓力對于當事的學生，絕不下于今天。但因為有文學少年的夢想打底，我并沒有感到特別的壓力，除了低調按老師的要求備考外，我依然故我地沉醉于古典文學的誦讀。當時，我又轉學來到在云南綏江縣做中學語文教師的母親身邊。綏江縣城是金沙江中游的一個濱江小城，我每天傍晚飯后就會手持一冊古文或古詩，來到濤濤奔流的江水畔放聲誦讀，直讀到四色瞑合，與天地同醉。同樣，中學時代以后，我就沒有機會專門閱讀古典文學了，但古典文學將母語最璀璨的精華浸潤了我，使我在日后的漫漫學問人生中源源不斷地受到滋養培育。

　　魯迅和《紅樓夢》等不朽的古典名著，開啟了我稚嫩的心靈的文學夢想，而在綺麗的文學少年的夢境中，當時生活的困厄被淡化了。這就是我在那不幸的少年時代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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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相信冥冥中真有命運主宰，但我也不會事先相信命運安排了一部書來改變我的人生志向，從而改變我的人生道路。

　　1980年我很順利地通過了高考難關，而且很意外地考上了北京大學。然而，更意外地是招生人員將我“分配”進了哲學系。我當時報考的是北大中文系，因為我還執著地做著文學青年的夢。接到錄取通知時，我當時失意的苦楚，決不弱于賈寶玉在洞房花燭夜見到的不是林妹妹，而是寶姐姐。我是懷著非常無奈的心情走進北大，走進哲學系的課堂的。然而，上學不久，我從同宿舍的一位同學手中看到了剛出版的《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我此前并不知道朱光潛，但一種冥冥中的神力促使我從同學手中搶過來閱讀這部書。

　　這部還散逸著油墨和紙頁混合的新鮮香氣的書，為我打開了一個神奇華美、無限芬芳的世界——美學。此前，我不知道世間有美學，正如我不知道朱先生。那位同學是從學校圖書館借閱這部書的，因為限時要歸還，我大概是在夜以繼日地兩天內讀完這部書。這兩天，我被朱先生晶瑩剔透的文字和孕育這文字的那顆水晶般美麗的心沐浴和徹底洗禮了。這是我閱讀史中忘懷物我的兩天，在這兩天中，我心目中只有這部書。兩天之后，直接產生了兩個重要結果：第一，我每每拜讀到得意忘形而手舞足蹈時，在這部嶄新的書上留下了即興勾劃的累累墨跡，還書時，一位大概比我母親年高而且非常慈愛的女圖書管理員不得不照章判罰我13元人民幣(當時我們用一月22元的助學金，可過上“奢侈”的大學生活)，然后責備我“你真給你媽媽生事”，但我自豪地告訴她“我媽媽知道了會為我慶賀”。因為，第二，在繳完罰款后，我就開始查閱圖書館的美學書目，自此進入了我將畢生獻奉的美學專業。

　　1981年暑期四川云南地區洪水泛濫，我與一中學同學自四川宜賓返綏江，金沙江沿線車船停運。我們倆不得不徒步逆流而上，在險惡的洪水側畔覓路爬涉了兩天、走完190華里路程。我們各背著一只沉重的旅行包，在我的包中放著從北大圖書館借出的五冊加了硬皮包裝的書：黑格爾《美學》4卷，丹納《藝術哲學》一卷。這個情景，對我后來的人生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實際上，后來至今近30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是青春無悔地肩負著美學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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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個人近30年來的觀察，我認為可以將閱讀概括為三種基本模式：個人閱讀，時代閱讀，時尚閱讀。“個人閱讀”，是基于閱讀者個人心性、志趣而進行的選擇性閱讀；“時代閱讀”，是閱讀者順應時代風氣、思潮而進行的適應性閱讀；“時尚閱讀”，是當代消費文化產業制造而裹挾閱讀者進行的消費性閱讀。時代閱讀和時尚閱讀都是非選擇性的，閱讀者是其所閱讀的“時代”或“時尚”的“產物”。

　　閱讀本是個人的事，閱讀的真趣和真諦都只能在“個人閱讀”中實現。個人不能脫離自己的時代，時尚則是當下的消費文化時代的基本表征。在今天，“個人閱讀”總是與“時代閱讀”、“時尚閱讀”交差粘連的，它總是從正面或反面折射出“時代”和“時尚”的印記。作為一個自覺的閱讀者(更毋寧說學人)，應當采取的有益閱讀原則，不是簡單屏蔽“時代閱讀”和“時尚閱讀”，做“個人閱讀”的套中人，而是積極利用“個人閱讀”的選擇性去篩選、吸取“時代閱讀”和“時尚閱讀”的有益資源。

　　我在1984年末選擇美學為畢生治學專業，完全是基于個人心性與朱先生的著作的神奇際遇。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個人選擇卻不期而遇地迎合了正在醞釀的80年代初期的當代中國第二次美學熱。因此，讀美學，就成了80年代的一種“時代閱讀”。美學熱帶來了康德以來的西方美學、文藝理論著作的大批量的急速翻譯和介紹，讓人感到似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聯手將200余年間的西方美學、文藝思潮再現在讀者的眼前。作為一個初涉美學的學子，我所能感受到的是各種云翻雨覆的觀念、主義的撞擊和剿襲。越過美學領域，更可以看到，急于“走向世界”的當代中國社會形成了以引進西方“先進文化”為主流的文化急流，在這個急流的裹挾中，閱讀變成了唯恐不及的貪婪暴食，并且形成了“翻譯-閱讀-轉述”的學術生產鏈。經過這個生產鏈的非消化性碾磨運動之后，不僅西方學術咸酸不解，而且透支性地消耗掉了中國社會的閱讀熱情。正因為這種閱讀激情被耗盡，80年代狂飚突進的“時代閱讀”，在90年代被消費文化產業輕易地轉換為無序運動的“時尚閱讀”。

　　回顧近30年的閱讀史，我非常慶幸的是在北大求學10余年，培養了我具有選擇性和主動性的閱讀意識：以經典為根本，以歷史為導向。我以這兩個原則非常挑剔地選擇論著的購買和閱讀，應當說，我的閱讀總量是偏少的，而且保持了與閱讀時風的應有距離。但是，我認為，就我的專業治學和個人的心性陶冶而言，這種閱讀的挑剔和距離是必要的。

　　以自我確定的閱讀原則來判斷，大學四年是我閱讀的黃金時代，我不僅接受了嚴格系統的中西哲學史訓練，而且細致地閱讀(啃讀)了一批非常艱深的中西哲學文化經典著作。宗白華先生的《美學散步》則是我當時手不釋卷的精粹深邃至極的美學導讀。通過對這些不朽的人類精神瑰寶的研讀，我的思維方式和精神世界被重新塑造和提升了。其中，莊子和柏拉圖在我的心靈中引起了極深刻強烈的共鳴，我的學士論文就寫的《莊周美學與柏拉圖美學比較研究》。我認為，當時對他們的閱讀，不僅奠定了我中西美學比較思想的起點，而且形成了我后來學術思想兩個極根本的精神元素。

　　這30年中，我傾心閱讀的偉人先哲，在莊子和柏拉圖之后，在西方是康德、謝林、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而在中國是孔子、孟子、王陽明等；在文學方面，我特別熱愛屈原、陶淵明、曹雪芹、荷馬、歌德和卡夫卡。讀這些偉人先哲的書，總是驚喜于“圣人先得吾心”，身心俱樂，南面之王不可換。他們的智慧和情懷，雖然我遠未完全領悟，卻給予我至深無名的心靈啟迪和生命滋養。正是憑了這些啟迪和滋養，我的個人閱讀激情，不僅沒有被80年代的“時代閱讀”的貪婪暴食耗盡，而且也沒有被90年代的“時尚閱讀”的消費文化機器吞食。

　　讀書，是需要境界的。而讀書的最高境界，是由兩個前提形成的：一是閱讀經典，二是用“心”閱讀。個人閱讀30余年下來，感到閱讀之難，也正在于這兩點：一是時風裹挾，難以抓住和守住經典；二是即使與經典朝夕相處，也難有幾時真正把“心”用上。在當前的文化環境中，閱讀不僅全面快餐化，而且正在計算機-網絡化，個人閱讀的至境，似乎正在變成一個難以重現的昨夜童話。

　　風已去，水已遠，守住青山沉靜，心會藍天深處白云一片。這，就是我所眷戀的閱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