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余光中談詩歌、散文和文學獎

　　自我定位：三分之二作家，三分之一學者

　　我開始是從詩入手，后來才寫散文。開始把散文認為是副產品，可是后來散文寫得認真了，讀者也很多，受到肯定，所以現在覺得，詩和散文是我的兩個眼睛，必須同時運用才看到一個立體的世界。同時，我分析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學者。因為我寫評論，又做翻譯，這兩樣東西要靠學者的修養。

　　關于詩歌：我不只是鄉愁詩人

　　我從臺灣到內地，最早在1992年，到現在已經16年了，前后出書恐怕有二十本左右。這里面的種類很多，有翻譯，也有評論，有散文，也有詩歌，有的編印得比較好，有的比較差。

　　我寫《鄉愁》的時候只花了20分鐘，所以有人說我的才思敏捷，那也不是，這種感覺我有20年了，正好找到一個出口。當時我寫也沒有想到它能不脛而走，“小兵”立了大功。現在大家很喜歡貼標簽，說我是一個鄉愁詩人。其實我還有很多別的詩，比如寫親情、愛情、友情，寫人物，寫山水，甚至有一些道家的、佛家的，可是很多讀者跟我打交道也就只記得那首詩了。《鄉愁》變成了我的一張名片，反而把我的臉給遮住了。只見名片而不見其人。

　　內地的詩壇我不是很了解，印象中內地詩刊很多。大概最早介紹我的詩刊是成都的《星星》詩刊，最近我有很多詩發表在南京的《揚子江》詩刊，當然北京的《詩刊》也發表過。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真可謂詩派林立啊，最早當然是朦朧詩了，最后呢，詩派很多，主張也不一樣，風格也不一樣，必須要在更長的時間才能看出一個流向來。

　　現在的問題倒不是詩派如何，而是詩歌的邊緣化，詩變成小眾的東西，我覺得小眾也無所謂。我們現在回顧唐詩，真正大眾化的，究竟有多少？就白居易是大眾的，或者宋朝的柳永是大眾化的。問題是如果連小眾都守不住的話，那就是很大的問題了。

　　詩歌的命運當然有起伏，目前看來呢，詩運不是很暢，當然是跟媒體有關系，跟書的市場、取向也有關系，可是我覺得詩人本身也應該反省一下：為什么接受詩的人不多，是不是可以把詩寫得更雅俗共賞一點？如果能夠寫得更雅俗共賞，讓一般讀者更容易接受，那也許詩運會打開一點局面。

　　很坦白地說，我覺得現在詩的問題，我不僅指的是內地，還有臺灣香港地區，或者新馬的華人詩人等等，最大的問題是詩歌如何平衡。在上一個世紀的20年代，那時的新月派是格律詩，格律詩寫久了以后出現問題，太整齊就失去活力，過分整齊缺少變化，這就是格律化的問題。因此，30年代就興起了自由詩，自由詩當然是從格律詩的過分“韻文化”里面跳出來，得到自由，可是跳出“韻文化”又跳進了“散文化”。因此，現在的詩人，要考慮如何避免過分整齊的格律化、韻文化，又要避免太散漫的散文化，應該取得平衡，整齊之中有變化，變化之中不失秩序。假如不能做到這一點，那么詩運會繼續不暢。

　　詩歌的黃金時代將來有可能實現，不過目前來說沒有可能，或者說還很難指望。現在整個文化界所遇到的問題很多，因為網絡開辟了另外的一個閱讀空間，大家不讀報紙也不讀雜志。在網絡上，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表作品，也不需要編輯的取舍等等，你說這個詩歌的標準在哪？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我們的讀者越來越少，聽眾越來越多，觀眾越來越多，我覺得做一個讀者比做一個聽眾或者觀眾要難能可貴，為什么？第一，他語文要有一定的修養。他要通過語文來讀一篇作品，語文是用抽象的符號來表達具體的經驗，所以你的語文水平要相當夠。語文水平并不是認識多少字，而是碰到的典故你知不知道，碰到的歷史背景你知不知道，碰到的象征、影射你知不知道，所以對讀者的要求比較高，讀者要能通過這個抽象的語文，把這個語文背后的經驗能夠抓到，就不是一個普通的聽眾。比較起來，做一個聽眾和觀眾比較被動，讀者比較主動，要多花腦筋多運用想象力。看電視，孫悟空來了，豬八戒來了，它就在你面前，可是你要是通過文字，想像豬八戒什么樣子、孫悟空又如何翻一個筋斗，你的想象力就會得到發揮。

　　關于散文：散文和詩歌的差異不是絕對的

　　詩歌和散文有很大的差異，但不是絕對的。大致上講，詩是更能夠抒情，散文有時候可以說理可以議論，也可以敘事。散文的功用比詩要多，可是詩的強度更大。詩的抒情的力比較足，同時，詩是比較簡短而精煉的，所以抒情起來比較快，比較強烈。散文是比較長一點，可以講得復雜一點。比如說吧，蘇東坡的作品，他寫前后赤壁賦，當然是美文了，但是他畢竟還有跟讀者維持的一個很清醒的關系，而且他要交代現實的這一面，所謂現實呢就是時間空間構成的一種東西，因此《前赤壁賦》就會說：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這個時間，蘇子與客，周游于赤壁之下。他先交代了一下，然后才想到曹孟德怎么樣，最后他又回到現實，他這個框架還是有現實感的。

　　可是他寫起詩來寫起詞來就不一樣，“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馬上就跳進去了，所以我覺得，欲抒其情，宜于用詩，欲寄其事，用散文比較方便。那么，我自己有時候有一個經驗，詩寫過了，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記下來，我用散文再寫一遍。

　　關于讀者：要懂得一點古文

　　此外，讀者要懂得一點古文。也許有人會問：文言和我有什么關系？最近一百年就已經廢止了。沒有這么簡單，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問聽眾：你覺得平仄與你有沒有關系？他說沒有關系，我又不對對子，我又不寫七言律詩，我管平仄干什么。我說不那么簡單，為什么中國人開口講張三李四不講張四李三？他們答不出來。我說這就是平仄的關系。四字成語它有一個原則就是簡單、對仗、鏗鏘，對仗跟鏗鏘就牽涉到平仄的問題，張三是平聲，李四是仄聲，張四李三就亂了。同樣，我們說“千方百計”是平平仄仄，“千辛萬苦”是平平仄仄，我們沒有講“千苦萬辛”、也沒有講“千計百方”，這就是常理。中文一個基本的美學在里面，如果你這一點沒有把握到，你根本就無法做一個好的作家。平仄還在控制我們日常口語的平衡，所以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

　　關于文學獎：既是幸運之星，又是死亡之吻

　　一些漢學家說中國當代文學問題很多，我認為這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我想一個真正的作家也不是為了讓外國人垂青而寫作，所以一個歐洲人、一個美國人對我們的評價沒有那么重要。我們也可以說你們德國也沒有產生什么了不起的作家，不能毫無根據地這樣說來說去。我覺得中國人要自信一點，不能因為瑞典人說你不好你就不好了。他們的話沒有這么重要。同時我覺得，我們對諾貝爾獎也不要那么看重，我一直的看法就是不要把諾貝爾獎看作世界文學獎，把它當作西方文學獎就比較好一些。因為它主要就是給西方語系的，偶爾給東方。世界有十幾億華人，華人作家遍布世界各地，應該有我們自己的一個大獎。建立一個我們自己的評獎標準，而不一定要靠18個瑞典老頭在那里指指點點。

　　文學獎既是幸運之星，又是死亡之吻，西方早就有這樣的說法。西方有些作家得了諾貝爾獎之后，就江郎才盡，無以為繼，最有名的兩個例子——一個是川端康成，一個就是海明威，兩個人都是得了獎之后自殺。這很奇怪吧，功成名就還有什么遺憾的？那就是江郎才盡了，至少海明威是這樣。

　　作家要能夠經受得住成功的考驗。挫折當然是每個作家都有的，成功之后也許就無以為繼、也不會更上層樓，也可能就變成江郎才盡，或者說呢，成名之后有了一些讀者甚至粉絲，你怕失去他們而不敢改弦更張，墨守原來的風格，這樣就會固步自封。我想一個作家跟任何藝術家一樣，應該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厭倦固有的風格，因此要不斷地征服也不斷地舍棄。有首詩寫得很好，說藝術家像一只老鷹在天上飛，不斷地征服不斷地放棄；不能征服這片天空后就坐定了，那它就要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