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棠：經濟因素及創作方式選擇———從其早期創作收入談起

1956年8月劉紹棠與摯友《新港》主編鮑昌在北戴河

　　巴金不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資的職業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之時，先后有數家媒體提到，巴金是 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資的職業作家，完全靠自己稿費版稅生活。其實1949年后，還有一部分試圖以文為生的人，不過大都不能成功。這些人，一部分后來進入體制內，成了拿工資的作家或其他職業者，一部分未進入體制者，大都從事了其他行當，不然就難以維持生計。既在體制內，后來又完全以稿費版稅收入當專業作家的，至少還有一位，他就是劉紹棠。

　　劉紹棠很小就參加了工作，可因年齡小，后來又先后進入中學、北京大學等校學習。在此期間，他就開始在多家報刊發表作品，并產生一定影響。從北京大學退學后，又一邊工作一邊寫作。1956年3月，20歲的劉紹棠經秦兆陽和康濯兩位作家介紹，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了當時年齡最小的會員。成為中國作協會員的第二個月，由于劉紹棠申請，團中央批準他從事專業創作。從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資，全靠稿費收入生活的專業作家。

　　全靠稿費收入生活，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不易之事，可劉紹棠當時才僅20歲，他為何就有膽量拋開穩定工資，成為專業作家呢？這個決定冒失嗎？這，也許要從他當時的稿費版稅收入情況，才能看得比較清楚。

　　劉紹棠相當早慧。他在報紙上發表作品，是在初中階段，其時年齡不過十三、四歲。就按他自己較為嚴格地說法：“我從13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小小說，那時候叫生活小故事。發表了十幾篇生活小故事以后，進入14歲的下半年，我才開始發表幾千字的短篇小說，《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蔡桂枝》發表之時，劉紹棠也不過15歲。當年（1951年）他又發表短篇小說十余篇，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影響。

　　這個年齡段劉紹棠的稿費收入，不能確知。因為當時社會還處在供給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階段，劉紹棠的作品還有限，稿酬不會很多。可是，還是可以通過一些相關資料，來簡單進行一點推測。

　　另一位頗有才氣的作家從維熙，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提到自己在1951年初，寫出一篇小小說《共同的仇恨》，參加了由《光明日報》舉辦的全國大、中學生征文。發表獲獎后，報社付給90個折實單位的稿費（當時是以小米斤價為折實單位）。這就是說，這些稿費可以買90斤小米了。另據一資料記載，在當時實行供給制情況下，一般工作人員每月發的生活津貼是相當于45斤小米價費。那么，從維熙的小小說稿費就相當于一般人兩個月的生活津貼。再一則資料來自劉紹棠。他在1951年8月時，將一篇名為《完秋》的短篇小說寄給主持《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孫犁先生。作品發表后，收到編輯部寄來的稿費26萬元（新幣26元）。當時一般人生活費約需12元左右，這筆收入，大約可以支付兩個多月的生活費。照此推去，一年發表十來個短篇小說的劉紹棠，在此時（15歲）不僅可以供自己生活，還可以略有盈余貼補家用（事實是，劉紹棠此時便開始用稿費收入供妹妹讀書）。

　　到了薪金制時期，小說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間。這是在報刊單篇發表。（據王蒙的回憶文章，他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發表，收到的稿費有600多元。在當時，是引人震驚的收入）劉紹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說發表，收入肯定較為豐厚。這還不算，出版成冊時，還有出書稿酬。當時的出書付酬方式，學習蘇聯，即定額疊加，比較特別。例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計算，另考慮印數情況，予以累加。即三萬冊算一個定額，每增加一個定額，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數量大，收入便相當可觀了。

　　這里可以拿劉紹棠第一本書出版作例子來實際說明一下。1953年，17歲的劉紹棠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全書第一版收有《紅花》、《擺渡口》、《青枝綠葉》、《大青騾子》四篇，（第二版后增加了《修水庫》一篇。全部作品發表于1952年，其中兩篇寫于1951年，作者當時15歲）計四萬多字。當時每千字付給劉紹棠的印數稿酬為15元，計算下來，第一筆稿酬收入為627元。這在當時的中小城市，是一個中等收入干部幾乎一年的收入總和。這還不是全部，該書后來出了四版，累計印了六萬三千冊。算下來，達到三個定額，稿酬就由千字15元漲了三倍，成了45元。結果，這本只有四萬余字的小說集，出書稿酬就達到1800元以上，是一個中等收入干部將近三年的工資收入。

　　1954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又為劉紹棠出版了第二個小說集《山楂樹的歌聲》。此書計六萬余字，每千字15元稿酬。共印了4萬多冊，達到兩個定額，稿酬便翻了一倍，成了千字30元。算下來，該書出版收入又在兩千元左右。

　　1955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又為劉紹棠出版了中篇小說《運河的槳聲》。該書是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計十萬四千字。這時期，由于劉紹棠的名聲，基本稿酬便有了提高，每千字達到18元。此書共印了六萬八千冊，達到三個定額，每千字稿酬便翻了三倍，成了54元。僅此一本書，收入便達到五千六百多元。是一個一般干部7—8年的總收入，是略低收入者十年的收入。

　　1956年初，劉紹棠又在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說《夏天》。該書11萬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這個中篇累計印了十萬冊，達到了四個定額，每千字稿酬也隨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來，收入高達八千元左右。這就相當于當時一般干部十年工資總和。中國數十年間，工資均屬微調。有些人從1952年定級到1976年“文革”結束，幾乎沒有動過。當時獲得調整的一級工資，大抵也就幾元，高一點的不過十數元。從這個比較來看劉紹棠當時的稿酬收入，說相當豐厚也不是夸張。

　　不說報刊發表稿酬，僅從劉紹棠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前出版的四本書收入看，已經達到了一萬七、八千元。這是當時一般干部20多年的工資總和（當時除去工資，絕大多數人完全沒有其他收入）。除去這樣一筆巨款，劉紹棠還只有20歲，寫作勢頭極其旺盛。倘正常發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斷，他完全可以憑稿酬收入，進入中國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沒有之后收入，僅此一筆，也能較為充分保證數十年衣食無虞。因為劉紹棠當時還有這樣一種算法：

　　這筆錢存入銀行，（當時年利率11%）每年利息為兩千元左右，平均下來，每月收入160元，這是當時一位高級干部（行政12級）的收入。用這筆錢，已足夠一個家庭正常開支。在劉紹棠，就可以完全不考慮經濟情況地從事專業寫作了。

　　“豐衣足食”后潛心創作

　　劉紹棠努力想成為專業作家，應該與他當時創作欲望強烈，而一般的事務性工作，又容易占用他可以投入寫作的時間有關。為此，劉紹棠此前就有過從北京大學退學的驚人之舉。眼下揚帆順風，正可大干一場。沒有了經濟方面的后顧之憂，做一個靠稿費生活的專業作家，就成了一樁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除此之外，一個外國作家的成就和經歷，也深深影響了劉紹棠。劉紹棠一生最為佩服的作家，是蘇聯的蕭洛霍夫。對蕭的名著《靜靜的頓河》，劉紹棠“佩服得五體投地”。蕭洛霍夫是一個專門以寫家鄉頓河地區人民生活為主的作家。這片土地，蕭洛霍夫熟悉它，熱愛它，寫作它……正因為此，成就了自己的生命和藝術事業。劉紹棠很小就喜歡這部著述，由此影響，他常常想如蕭洛霍夫那樣，成為一個專意寫作自己故鄉人民生活的作家。

　　蕭洛霍夫的生活和寫作經歷，成了劉紹棠想回到自己故鄉，致力自己故鄉寫作的榜樣。可是，劉紹棠這樣做，同時有自己對當時和未來創作發展的獨立思考。在后來的一篇文章中，他這樣說：“我成名很早，當我已被承認為新中國櫥窗里的一個小小展品時，跟我同輩而又比我年齡大的青年作家破土而出，蜂擁而上。我是寫農村題材的，其中幾位寫農村題材的青年作家，見識比我廣，閱歷比我深，生活積累比我厚，我是寫不過他們的；何況還有眾多的寫農村題材的前輩作家，更是我所望塵莫及。我的存在發生了危機，急中生智便從蕭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欲進而退，以守為攻，專寫鄉土和鄉親，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優勢，而在文壇割據一席之地。”由此看來，蕭洛霍夫這位偉大的“頓河之子”，影響和決定了劉紹棠成為中國文壇上“大運河之子”的創作基本走向。

　　劉紹棠是1956年4月由團中央批準成為專業作家的。此前，他的稿費收入情況，已大致如前介紹。就在這一年，除去雖在當年出版，但卻是成為專業作家之前的《夏天》，劉紹棠還在當年7月，由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冊短篇小說集《中秋節》；9月，少兒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瓜棚記》。據劉紹棠自述，當年書的出版收入高達六千多元。少兒出版社出的《瓜棚記》，收入尤其可觀。這本書，僅一萬來字，但印數奇高，是十七萬冊。按定額算下來，達到了六個，千字基本稿酬18元，乘以6,千字稿酬竟成了108元。在當時，這真是個破天荒的數字。

　　成了專業作家后，劉紹棠立即回到家鄉，在大運河邊掛職，擔任一個鄉和大社黨委副書記，此后到1957年8月劃成右派的這段時間，劉紹棠集中精力寫作出一部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這部書用了八個多月時間完成，50余萬字。這部小說雖然以農村合作化過程為主旋律，但由于作者情之所鐘，仍精彩、鮮明地寫出了自己家鄉運河邊上的風土人情，特色頗為明顯。當時讀過的人稱許其有《靜靜的頓河》的風采和氣魄。

　　這部長篇小說，仍為最早給劉紹棠出集子的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獲得。為了更好銷售，出版社甚至在《人民日報》上登出廣告，該書定于1957年10月1日國慶節時面世；北京當時最大書店———王府井新華書店，也用紅字寫出預告。根據出版社給劉紹棠的函中告知，這部書準備印刷十萬冊，其中五千冊精裝本。稿費算下來，是三萬五千多元。有了這筆巨款，劉紹棠就完全沒有了經濟上的后顧之憂。他打算用這筆稿酬，花五千元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子里，蓋一座四合院，過蕭洛霍夫式的田園生活。爭取10年之后，拿出多卷體的長篇小說。因為即使十年間不發表和出版任何作品，僅靠這些積存稿費收入，他們全家也可以“豐衣足食”。

　　劉紹棠當時的這些稿費收入，究竟是個什么概念？除去我們前面以干部的薪金作比較，還有一些數字可以顯示。當時的米價是每斤1角3分多，面粉每斤1角6分，豬肉價每斤6角左右，羊肉價每斤4角左右，雞蛋6—7角錢一斤……這是生活必需用度（并且多年大致維持在這樣價位），還有固定資產價格。1957年夏天，劉紹棠在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買得一座三合院。其中住房五間，廚房一間，廁所一間，柴房一間，院子里還有五棵棗樹，五棵槐樹，花了兩千元。（后來賣家提出還需賣出一幅古畫，作價500元，劉紹棠買下了。可這幅畫后來賣到文物收購的地方，只賣得5元錢）總體花下來，是兩千五百元。以這樣的生活消費情況與前舉劉紹棠的稿酬收入相較，他急于擺脫事務性干擾，只希圖回到運河邊老家住下來，當個專業作家的心情，就非常容易理解。

　　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當年批判劉紹棠時，給他安了一個罪名：“為三萬元而奮斗”。這聽起來有些奇怪。原來，這是劉紹棠當年與一位文友談話時表露出的一個觀點。當時，劉紹棠深感一邊寫作，還需一邊考慮飯碗子，使得心神很不安寧。他在與文友從維熙一次談話時便說：如果有了三萬元的存款當后盾，利息足夠吃飯穿衣，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總有后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這話一可以表現經濟確實會影響作家寫作，再透露出三萬元是一筆大到利息就可以養家糊口的款項。

　　錯失的“三萬元”及其他

　　可惜的是，劉紹棠的這部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雖已排好了版，登出了發行廣告，終于因作者定成“右派”而未能問世。這幾乎到手的三萬五千元稿酬泡了湯。該書的手稿被裝在一個近乎棺材形狀的木匣子里，由印刷廠退了回來。手稿上，沾滿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排字房留下的油污。悲忿的劉紹棠將此木匣，裝上手稿埋在院子的一株棗樹下。對于一個作家，這打擊既是經濟的，更嚴重的是心靈上的。從此，這部可能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可能影響許多人心靈的作品，便永遠消失了。

　　1962年，劉紹棠頭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次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編輯到劉紹棠家索取這部書稿。興沖沖的劉紹棠拎著鐵鍬，與老編輯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裝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完全朽腐，書稿成了一堆爛泥。此時的劉紹棠，真正欲哭無淚。

　　盡管損失了這部書稿，損失了幾乎到手的三萬五千元稿酬，劉紹棠在20歲之前收入的兩萬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二十多年的生活。（鑒于“右派”身份，他幾乎不能發表作品，雖然他還努力寫出有數部長篇小說）由于利息連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這樣一來，僅靠利息便不能維持生計，就得動用一部分本金。這樣十數年下來，到1979年劉紹棠錯劃“右派”問題得以解決時，他銀行存款還剩有兩千三百多元。由此，我們能夠掂出當時兩萬元的實際價值。

　　劉紹棠要求成為作業專家之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當了專業作家的一年多時間，他主要就寫了這部《金色的運河》。由于該書并未出版，所以，劉紹棠此后幾十年的生計，全靠了當專業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現意外，劉紹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會潛心下來，完成他寫家鄉的多卷長篇小說心愿，新中國的文壇，也許會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彩色。歷史無法假設，盡管我們想來這中間有多大的缺憾。從另一方面看，劉紹棠當時主動從北京大學退學，申請當專業作家，除去萬分喜愛寫作的個人興趣，經濟的豐厚收益也給了他敢于這樣做的極強信心、膽氣。從這個角度說，即使劉紹棠真說過“為三萬元而奮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經濟有保障后，心靈的自由，寫作的自由，這一點在今天看更無可厚非。可惜這一切，卻被當時極端的時風扼殺，無論心靈、精神、還有經濟……

　　過去我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時，常常高談什么“經濟是基礎”的觀點，但分析問題時卻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慮這方面因素。以前我們研究文化人，多從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慮，極少注意其經濟收入狀況，或幾乎絕少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選擇及作為走向。從劉紹棠自覺成為專業作家一事，聯系其當時寫作收入狀況，可知他的這種選擇確實與經濟收入（實際以及預期收入）有密切關系。從當時以及后來的情況看，如劉紹棠這樣稿費收入的，是很少的，屬個案。但他的事實存在，亦為我們研究一般認為與金錢聯系較少的文化人，探討他們的思想及行為，提供了新的思路。這一點，通過劉紹棠的稿酬收入個案，極強地突現了出來。這或許是我們關注其行為與收入關系之余應有的收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