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我們比20年前更需要柏楊

　　提起柏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丑陋的中國人》，好像這本書已經成了柏楊這個專有名詞的一個固定后綴，而事實上也正是這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紙風行的作品讓大家認識了柏楊，喜歡上他的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時過境遷，2004年，此書再版，卻仍然受到現代讀者的喜愛，認為毫不過時。 

　　柏楊在此書中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強烈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里斗”、“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疾病使我們的子子孫孫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文化醬缸”是柏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著名比喻，由此讓他多了一頂“醬缸之父“的帽子。人們往往因此將他作為“全盤”“激烈”反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翻開他的《中國人史綱》，你就會發現這樣的斷語有失偏頗。柏楊的痛切和犀利讓人聯想到魯迅診斷出的國民性和劣根性，而他的痛貶和犀利指責的宗旨也是希圖讓中國人正視缺點，有勇氣面對，從此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有尊嚴又尊重他人尊嚴的民族。痛貶之下深情猶在。 
　　
　　與很多學者一晃而過的影響力相比，柏楊的生命力格外長久，2006年內地先后有40余部柏楊的新作舊書出版，出版界因而有“柏楊年”的戲稱。 

　　柏楊昨日（29日）凌晨撒手西歸。本報記者第一時間采訪到了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聽他講柏楊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意義，以及他們之間淡淡的交往。 

　　《丑陋的中國人》與上世紀80年代的反思傳統遙相呼應 

　　在雷頤印象中，上世紀80年代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一紙風行，是有它深刻的社會背景的。當時中國剛剛從十年漫長的文革動亂中覺醒過來。中國的種種不如意，種種糾葛促使人們開始探討文革的起源，文革的影響。人們開始詢問：當時大家為什么會心悅誠服那一套理論，而且能容忍它造成巨大的災難，而且歷時十年之久。 

　　人們從否定文革開始，開始往深里細究，不知不覺就從傳統文化開始挖掘，因為這場災難肯定與中國的國民性有關系。當時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是這種反思的急先鋒，他們急于補課，急于找出病根兒，急于從自己學的東西尋根究底。在這種情況下，1986年引進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與那個年代的反思傳統正好有一種呼應。而柏楊的學術功力比我們剛起步的學子要深厚得多，更何況他的背后有《中國人史綱》這部厚重的學術書作學理支持，所以很容易做到雅俗共賞，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學者文人，誰都知道柏楊講過的“醬缸文化”。 

　　雷頤說，我不記得《丑陋的中國人》具體是什么時候出的了，但記得當時打的是“內部發行”的旗號，因為柏楊是臺灣作者。可是沒想到這本書一紙風行，發行量上百萬。想想看，一本標明“內部發行”的書，發行量上百萬，顯然是個笑話。《丑陋的中國人》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震撼，對當時的思想啟蒙、“文化熱”和對傳統的反思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提起上世紀80年代，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是一本無法繞過去的書。 

　　柏楊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一部《丑陋的中國人》讓柏楊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話，那么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國人史綱》，則讓柏楊在內地開始施展他的學術影響力。 

　　《中國人史綱》是柏楊在9年零26天的監獄歲月里“埋頭整理中國歷史”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全書近80萬字，從盤古開天地的神話時代一直講到20世紀初滿清王朝末期最不堪的那段屈辱歲月；他以平民視角寫史，代表了作家寫史的一種高度，將歷史寫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察力。因而也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此書在臺灣出版后，好評如潮，被列為臺灣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曾于1998年在內地出版了《中國人史綱》中文簡體版。 

　　雷頤在2005年同心出版社版《中國人史綱》跋里，對此書評價甚高。他認為這部上下五千年、縱橫萬千里，感時憂國、洞燭幽微的《中國人史綱》，無疑是使人“憂天下”、“探世變”的巨著。是一個洞察歷史、洞察世事的智者對歷史最深層的剖析。 

　　雷頤說到這本書出版的情況時透露，當時出版社要他推薦一本有價值的好書，他就推薦了柏楊的這本《中國人史綱》，因為他本很喜歡這本書，也覺得有價值，有再版的必要。但是因為書很厚很大，他不確定這本書能賣得好。但事實證明再版后，銷量的確很好。這說明，柏楊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對當下的我們依然有意義，依然有重讀的必要。 

　　事實上，除了《中國人史綱》一版再版以外，《丑陋的中國人》在20年后也有再版，2004年再出的版本，依然有它的讀者。而許多20年前同樣風行一時的很多暢銷書，到現在時過境遷，魅力難再，進入不了現代讀者的視野和語境。相形之下，柏楊是一個異數。 

　　雷頤說，這正說明了柏楊的作品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他說，當初柏楊寫《丑陋的中國人》并不是針對內地而寫的，而是有感于臺灣人的種種惡習而發，但沒想到在內地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一方面說明他的作品是超越空間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中國文化的剖析是非常深刻和犀利的。 

　　重讀柏楊在當下更有必要 

　　問起雷頤與柏楊的交往，雷頤顯得很淡泊，他說，他只是喜歡柏楊的文字，喜歡他的書，并沒有刻意交往。但是在他推薦和作跋的《中國人史綱》發表后，也許是有人介紹，或者是柏楊聽說了，給雷頤寄來一張柏楊的專用賀卡，聊表謝意。幸好雷頤還保存著這張卡。 

　　卡上龍飛鳳舞寫著寥寥幾行字： 

　　雷頤先生吾兄，邀到吾兄出席中國人史綱研究會，蒙說在下很有閱歷，不禁會心一笑。一生坐過不少政治牢，幾乎被槍決，真是有點險哉，焉能沒有感慨！謝謝知音。平安！柏楊。2005、10、24臺北。 

　　雷頤說，除了感嘆號很清楚外，其余都是黑點斷句。他聽說老先生晚年幾乎半失明，寫字肯定是不容易的了。 

　　問起雷頤紀念柏楊的意義何在？雷頤答：一個民族的自我反省，越是在崛起的時候越需要，尤其不能狂妄自大。所以我們現在比上世紀80年代更需要柏楊。上世紀80年代初期剛經過文革，各方面都落后，反思是為了進步。但現在各方面有了長足進展，國家正在富強崛起，這個時候更需要警惕，不能有虛驕之氣。要做到既是強大的又是謙卑的。 

　　這是一個陪伴了幾代人的作者，也是一個寫出了經得起幾代作者細讀作品的作家。 

　　柏楊昨日凌晨撒手西歸。本報記者第一時間采訪到了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聽他講柏楊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意義，以及他們之間淡淡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