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我一代”其實是喪失自我的一代

　　表象上是年輕人非常自我，自我到了不講證據不講理性，一味地表現和宣泄自己的情緒，凸現自己的主張，好像是“只有我的一代”，實際上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來，他們是失去自我的一代人。

　　訪談學者：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激憤跟社會地位有關

　　南都周刊：每一代人總是經常會批評當下的年輕人，1968年，基辛格在接受一個雜志采訪時說，“個人總是處于與社會的對抗之中。我理解現在年輕一代人的痛苦，他們沒有道德偶像和英雄，沒有偉大的目標。”可以說，當下的年輕人也被視為沒有道德偶像，只有明星崇拜。雖然身為所謂年輕人我認同這種批評，但是提出這個問題我感到很不安，這種問題有時候被視為偽問題。

　　徐友漁：基辛格的這句話，對于描述一般年輕人的狀況我想也有一定的道理，年輕人有跟社會的對抗情緒，和他們的年齡，他們處于較弱的社會地位，沒有經濟基礎都有關系，所以容易表現出一種激憤的東西。

　　但是如果分析中國的情況，我想應該補充一點，就是中國的學生運動、年輕人造反也和他們經常處在沒有言論、集會自由的情況下是有關系的。所以一旦能夠突破禁區獲得發言的機會而又不像平常那樣容易遭受懲罰的話，他們一定會以一種極其夸張的，不加以深思熟慮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是對他們平常所遭受的壓抑感的一種強烈反抗。

　　現在我們對于年輕人的指責往往是居高臨下，當然這些指責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年輕人對此不以為然或是天生的反感抗拒也是正常的。

　　另外該指出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所說的年輕的反抗情緒、造反行動并不只是老年人才反對他們，年輕人的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因為每一次的造反行動都是有具體訴求的，對于這種具體訴求，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往往還不是代際之間的沖突，而是由于對社會問題的不同立場、不同價值觀而產生的分野。

　　南都周刊：近來發生的事情，我們從中確實能感受到年輕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聽說，這一次行動的主體是80后。

　　徐友漁：其實參加抵制活動的人各個年齡段的都有，只是因為年輕人往往表現出急切地想付諸于行動，成為活動的發動者或者組織者，我們容易把它看成是年輕人的行為。同樣的，不贊成這種抵制活動的人，也在各個年齡層都有，所以這更能說明我剛才的觀點，立場和價值取向往往才是更加關鍵的因素。我寧愿用這種方式來予以區分：第一，掌握信息多與少的人之間的區別，第二，愿意把事情弄清再表達訴求的人和一呼百應性格沖動的人之間的區別。

　　抵制家樂福，如果說可能是一個愛國行動，從原則上我并不事先反對，但是你要給我拿出一個充足的理由證明這是愛國行動。我買東西經常去家樂福，里面的店員百分百都是中國人，商品基本上都是國產的，那么我抵制家樂福到底傷了誰呢？我們為什么要抵制家樂福？家樂福的大股東做了什么事情？消息的源頭在哪里呢？我如果不能加以判斷，我仍然不會參加或支持這個行動。

　　作一個對比，這讓我想到方舟子在中國經常進行的學術打假，他做的都是很敏感很尖銳的事情。他要指出誰學術造假，誰剽竊，證據是什么，他都拿出證據，包括相關信息的來源，從哪種刊物、哪個網站上可以查到，如果錯了他要吃官司。同樣是對于他人嚴厲苛刻的指責，那么我覺得他是可信的，因為我可以根據他提供的線索去查證。

　　南都周刊：但也有人認為“一些大知識分子們居高臨下地看待這些年輕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是出于無知和好沖動。事實正好相反：這些年輕人讀了更多的書，外語更好，更懂得如何使用網絡，比老一輩有更強的獲取信息的能力，更了解外國和外國人。他們的民族主義恰恰是基于他們比老一輩有更多的知識，比老一輩少了一些對于外國人的盲目崇拜、盲目信任，因而更明白民族國家對于他們自己利益的重要性。”

　　徐友漁：我想這個和年輕人是否視野更為開闊沒有關系，恰恰相反，是因為平時我們沒有言論自由，有很多不滿，朦朦朧朧地想要發泄而受到各種壓制。現在有了這么一個機會，從意識形態上是那么的正確和安全，口號又那么漂亮，于是出現了如此不假思索的一呼百應的抵制行動。

　　有人會說，你看海外的留學生也很熱切地在支持這些事情，他們難道不是掌握更多信息嗎？這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的教育沒有教給他們獨立思考、注重證據的習慣，他們即便出國了，仍然是被原來的思維定勢所深深影響著。他們是人生觀、世界觀、意識形態基本固定后出去的，可以把他們和從小生活在國外的人比較一下。

　　審視年輕人時要檢討社會

　　南都周刊：時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分析中國人的年青一代，把青年人定義為“China’s Me Generation”(中國的“我一代”)，說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都比較自我。

　　徐友漁：我認為實際上恰恰相反，表象上是年輕人非常自我，自我到了不講證據不講理性，一味地表現和宣泄自己的情緒，凸現自己的主張，好像是“只有我的一代”，實際上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來，他們是失去自我的一代人。

　　他們做一些事情的訴求并沒有真正地通過自我，而是隨大流地盲從，這種盲從剛好是證明他們是沒有自我的一代。他們對于自身所處社會環境的信息狀況了解甚少，他們其實沒有信息自由，但他們沒有一種自覺的意識，喪失了獨立分析的能力。最近這個事件之所以出現，讓我來看，我會把他們叫做是“喪失自我的一代”，那種表現出來的很唯我的狀況，其實是一種病態的虛假的現象。

　　如果我自己仍然沒有辦法把我自己的反思說得很透徹，思考得很清楚的話，我現在最愿意告誡年輕人的是：千萬不要以為你們處在信息化時代就了解很多，當你們有熱情想要行動的時候，你們應該知道：其實你們是處在一個信息極不充分、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南都周刊：我想仍然會有很多人對這種告誡很不以為然，因為每個時代的人都在說他們遭遇了墮落的一代年輕人，歷史總是有這個規律的話，那似乎這些指責不該指向年輕人，而應該問問歷史和社會給予了他們什么。

　　徐友漁：對對，在這一點上，我一點也沒有指責他們的意思。我個人的文化革命經歷，比他們更極端更盲從，做了一些追悔莫及、可笑荒謬的事情。雖然文化革命初期的時候自己沒有覺得是這么大的錯誤，也沒有意識到在這么大的歷史災難或說悲劇里，我扮演了那么可悲的角色。當然也有一點，從當時個人主觀動機上來說，我確實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這不能成為理由。

　　當時身邊也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親戚語重心長地提醒過我，但是當時我也未必聽得進去。我個人是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之后才具備了自我批判的能力，才去反思我所受的教育，我看的電影戲劇，我聽的廣播，我看的書，這里面有多少是錯誤的信息，我覺得這是吃了天大的苦頭才能換來的。

　　那么如果他們沒有經歷過一些事情，我們是沒有太多理由指責和苛求他們的。在當下就能夠清醒地具備這種批判和自我懷疑，從前人經驗吸取教訓的人，要有一種很高的智慧和品格。

　　如果說社會給予他們更好一點的生存條件，比如說大學生找工作不再那么困難，不至于讓他們感覺到生活在多么艱巨多么困難，使得他們對自己的前途更樂觀一些，尤其是生活最底層的年輕人，能夠在社會公平正義中更有自信；讓他們不至于再為理想破滅而憤世嫉俗，通過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努力，讓他們在安定的工作、生活中平靜下來。那么我想，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是優秀的一代人。

　　社會上很多人指責現在的年輕人重物質，沒有社會責任感，不關心政治，是徹底的消費動物，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檢討一下我們這一代人，是否我們太政治化了？我們是不是政治動物呢？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一種綜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