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內阿：記錄歷史證詞的知識分子

　　《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羅馬尼亞)諾曼·馬內阿著,章艷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3月版,24.00元

　　他的自由感特別的鮮明(鮮明博客,鮮明新聞,鮮明說吧)、熱烈、持久，貫穿了思考的整個過程。他自述被奴役的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苦痛，被迫修改自己作品時的屈辱與憤懣，在安全部門掌控之下的內心的恐懼。這些文字，是時代的忠實記錄，歷史的莊嚴證詞，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偉大的良知。閱讀它，不但可以接受常識教育，而且可以接受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的教育。 一切自由的、誠實的文字，都可以視為一種美，本原的美，無法比擬的美。

　　《論小丑》是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的一部隨筆集，帶評論性質，中譯本由吉林出版集團近日出版。同時出版的還有作者的另兩部著作長篇小說，《黑信封》及回憶錄《流氓的歸來》。以文集的形式把這位流亡作家介紹到中國來，在我的印象中還是第一次。

　　馬內阿于1936年出生，1941年納粹執政期間，隨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烏克蘭的一個集中營，二戰結束時返回羅馬尼亞。中學畢業后，入讀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學院，在校一直贏得共產主義青少年積極分子和最優等生的榮譽。1966年開始發表作品，1974年棄工從文。1986年離開羅馬尼亞，在西柏林獲得一筆文學基金，居留一年多后轉往華盛頓，從此在美國定居，并繼續從事寫作。

　　大抵因為經歷過三種不同的社會類型的生活，所以，他對環境的省思能力要比那些身受禁錮卻自以為安穩幸福者要深刻許多。他的作品，從納粹時代的集中營、大屠殺，到羅馬尼亞極權社會以至現代西方社會生活的敘說，始終保持著作為一個幸存者和流亡者的懷疑、批判的精神。

　　《論小丑》共收文五篇，書前有作者補記，說明這些文字都是到了西方以后，對羅馬尼亞舊日統治下的生活的憶述與思考，其中主要討論極權主義的本質特點，知識分子作家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及極權社會之間的關系，當然還有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作者的思考，全然從實際經驗出發，比如“極權社會”，就沒有照抄像阿倫特一類政治學者的結論，而是源自個人的觀察和感受。

　　在書中，作者的自由感特別的鮮明、熱烈、持久，貫穿了思考的整個過程。他自述被奴役的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苦痛，被迫修改自己作品時的屈辱與憤懣，在安全部門掌控之下的內心的恐懼，所有這些，在學者的著作中是沒有的，在許多自詡為作家的人的著作中也都沒有。

　　這些文字，是時代的忠實記錄，歷史的莊嚴證詞，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偉大的良知。閱讀它，不但可以接受常識教育，而且可以接受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的教育。一切自由的、誠實的文字，都可以視為一種美，本原的美，無法比擬的美。

　　極權社會

　　阿倫特在論及執政的極權主義的時候，指出“這種制度僅從反面意義上是‘極權的’（total），即執政黨不會容忍其他政黨、反對派和自由政治觀點”。她總結說，極權主義統治有兩種正式形式，就是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馬內阿認為，他曾經生活過的國家羅馬尼亞存在著一個“新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政權”，是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綜合體，外加一種迎合西方口味的時髦的話語形式。他曾經指出，在其間進行區別是沒有什么必要的，即是說同大于異。同的是一致的領袖原則、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至上；同的是警察奴役和全面統治；同的是強制性、秘密性和欺騙性。至于異，在馬內阿看來，羅馬尼亞的極權社會與時俱進，無非更帶現代性的油彩而已。

　　他在書中描述道：“生活里充滿了拖延，懷疑和恐懼像腫瘤一樣瘋長，精神分裂癥全面暴發。隨著時間不斷被國家占用以至最終被徹底剝奪，私人生活被一步步地縮減直至最后消失”：“到處都可以看到那個被稱為權力的惡魔在陰險地不斷擴張。在家里，在思想里，在婚床上，到處是黑暗的權力。在這個黑洞里，是惡魔般的殘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

　　極權社會使個人原子化，社會對話的渠道堵塞了，整個社會缺少公開的討論（不爭論），國家為“簡單的煽動性標語”所操縱；冷漠和虛偽導致最常見的后果，便是妥協和串通。馬內阿指出，當人們對諸如社會公正等重大原則喪失信心時，社會機制必然恢復古老的“自然”的方法運作：官官相護、貪污腐敗、陰謀詭計、妖言惑眾、濫用職權、裙帶關系，等等，社會道德風氣的敗壞是災難性的。

　　“古板沉悶的獨裁政權。在它表面的硬殼下，里面空空如也。當權者的話語策略就是通過不斷濫用某些嚴肅的原則來獲取利益。”馬內阿問道，“在這樣荒唐的世界里，人們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實、重視真理的努力最終怎么能不成為操縱和傷害的犧牲品？”

　　上世紀八十年代，羅馬尼亞曾經推行過“新民主”，政府讓一些“敢講話”的精英批評施政，使政府機構看上去更為民主，但是與此同時，又肆意打擊誠實正直的知識分子，控制和鎮壓的機制進一步加強。作為一種政治現象，這是自相矛盾的。馬內阿寫道：“新一代的統治機關工作人員已經形成氣候，這些年輕的大學生有的擁有博士文憑，有的還曾留學海外。官方成功地用這些特權階級的‘精英分子’‘替代’了那些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們越來越孤立，身心疲乏，甚至受到恐嚇）。”這樣一種“替代”的方式，多少策略性地彌補了固有的政治體制的脆弱性而使政權得以繼續維持。對此，馬內阿直斥為欺騙，指出：“不論是在官方這一層面還是群眾這一層面，欺騙已經成為蔓延全國的疾病，人們通過它得以生存。”

　　馬內阿在書中揭露極權政府的兩面性：“在相對寬松的時期，政府似乎明白了，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不至于導致政權垮臺，而會為社會的新陳代謝提供一個短暫的調節期，但是，一旦游戲規則被打破，官方會迅速做出反應，急匆匆地要挽回面子，表現出愚蠢可笑的恐慌。”這樣的體制是不可能維持長久的。事實上，“這個體制在緩慢的侵蝕下漸漸地被削弱，直到有一天各種因素匯集在一起幸運地促成了它的垮臺”。政權的垮臺并非意味著問題的終結，馬內阿的深刻性，在于進一步指出，“痛苦可能還要持續很久，因為這個體制遺留下來的東西仍然存在。”

　　1989年12月，羅共總書記、總統，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齊奧塞斯庫被送上了歷史的絞刑架。從此，羅馬尼亞進入了改革的進程，開始經歷混亂而艱難的社會轉型。“很多東西都沒有改變，但是也有很多變化是有目共睹的。”馬內阿注意到，作為極權國家的一個標志性機構———安全局的蹤跡在這個國家仍然無處不在，就是說，禁錮仍然未能完全解除，舊體制的影響在繼續起作用，命運還沒有最后回到人民手中，“很多人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負疚、恐懼和仇恨之中”。

　　馬內阿提醒道，不要過快地忘記極權統治下那些混亂的“地下勢力走廊”。他說：“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約束力或勢力無處不在，甚至是在自由這個復雜而微妙的世界里。”對于一個曾經“擁有四百萬執政黨黨員（投機分子）和龐大告發網絡（每一個機構甚至每一幢居民樓）的國家”，即使到了所謂的“后極權時代”，他認為要進行民主改革仍然是困難的。他看到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更為隱蔽的武器已經深深地侵入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中，從而有著更為長久的效力”。他說：“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決眾多行政、經濟和物質問題固然很難，但要從當權者強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宮般漫長而復雜的墮落過程中解脫出來則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