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眼中的外國政治家

　　托洛茨基 

　　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奉孫中山命令，于上海會見蘇聯代表馬林，和張繼、汪精衛等籌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準備赴俄，考察黨、政、軍三方面情況，并觀看蘇聯動態和了解其真實意圖，蔣任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16日，蔣率代表團由上海乘船啟程，于9月2日抵達莫斯科。 

　　在考察的同時，蔣介石還會見了不少要人。與最早來中國的維金斯基見面五次。據說維金斯基曾勸蔣加入共產黨，并答應給他幾個師的裝備，于西北建軍，統一中國，不必回廣東幫助孫中山。蔣以請示孫中山而婉拒之。與馬林見面三次。蔣對季諾維也夫印象最壞，認為他“殊無振奮氣象，外強中干”；此外蔣會見了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等。其中，他對托洛茨基印象最好。從蔣介石的記述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對托洛茨基有好感，緣于托洛茨基對蔣“爽直”的談話給了他有益的啟示。蔣介石說：“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茨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托洛茨基托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1920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后，列寧對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資產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盡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與民族有關的問題。’”托洛茨基還代表列寧和蘇聯政府對蔣介石說：“蘇聯對于中國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與經濟需要，都當盡力積極援助。”這些話對蔣介石的鼓舞極大。所以，后來蔣介石幾經考慮，接受了黃埔軍校校長的職務，依靠蘇聯的幫助，專心致志地辦校治軍，終于為他后來的獨裁統治打下了基礎。 

　　此外，托洛茨基的臨別贈言“革命黨之要素，忍耐與活動二者，不可缺一”，蔣引為自己的座右銘。 

　　邱吉爾 

　　1943年11月21日，參加中、美、英三國開羅會議的蔣介石拜會了邱吉爾。自從緬甸陷落，中國戰場面臨極大困難，重新打通滇緬路至關重要，于是蔣首先提出緬甸反攻需英國出動海軍向孟加拉灣進軍，以便海、陸兩路夾攻，收復緬甸全境，以恢復滇緬公路，確保中國的補給線。蔣聲明：“反攻緬甸不僅僅是中國的需要……讓日本人留在緬甸，我相信，這尤其不符合我們偉大的盟邦英國的利益。” 

　　但邱吉爾決定先照顧歐洲戰場。他堅決認為，開羅會議是德黑蘭會議的前奏。在德黑蘭，美、英與蘇聯將就歐洲戰場作戰方針最后攤牌，“斯大林是個強硬的家伙！”“開羅會議期間，我們和羅斯福應集中精力，討論歐洲戰場，以便在德黑蘭會議上共同對付斯大林！”邱吉爾知道，蔣介石很討厭斯大林。 

　　但牽涉到國家利益，個人好惡倒是次之。蔣對邱氏的主意深為不滿，“把緬甸作戰取決于歐洲戰場，這不是貶低中國戰區的地位了嗎？”“如果把緬甸作戰推到德黑蘭會議以后討論，那中國代表團來干什么？我們干脆先回國好啦！” 

　　邱吉爾則要蔣“先散散心，休息一下”，說埃及名勝很多。蔣介石被激怒了，進一步認識到英國“于中國存亡生死，則更不值一顧矣”。“開羅會議之經驗，美國絕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人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也。” 

　　但羅斯福不同于邱吉爾。他認為中國如果得不到盟國的有力支持，一旦屈服于日本，將大大增加歐洲戰場的困難。美國將不得不從歐洲抽身，把全部力量投向太平洋戰場。這將會大大延長戰爭。 

　　經過一番商談，三方終于坐到一塊。 

　　在討論亞洲行動計劃時，蔣介石拿出了史迪威起草的建議書，要求：英國海軍攻占緬甸的安達曼群島，并登陸攻取仰光。在欽敦江上建立橋頭堡，派空降部隊攻占英都，以控制通往密支那的鐵路線。中國軍隊以及在印度的中美軍隊分兩隊進入緬北，配合行動。這就是蔣介石提出的“海盜”計劃。 

　　英國堅決反對，邱吉爾惱火地說道：“海盜計劃會削弱英軍在歐洲的兵力。” 

　　英國人很不客氣，在三國元首在場的情況下，經常使蔣介石難堪。具有典型英國人作風的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元帥認為：“對外國人就應予冷落，如果這個外國人又是非白種人，就還應該再踩他一腳！”這是殖民主義者長期養成的習慣。 

　　他們把各種作戰計劃遞到蔣介石面前，不懷好意地說：“請閣下談看法！”蔣介石的一班人馬遇到這種情形，經常采取的方法是“湊在一起小聲地議論著”，然后其中一個人說：“我們希望聽聽你們的高見。” 

　　當會議結束時，英國人就用嘲笑的口吻說，“純粹是浪費時間”。朝著馬歇爾聳聳肩，“只是由于馬歇爾和美國的觀點，我們才不幸遇上這種令人掃興的事情”。 
 
　　蔣介石對邱吉爾等人如何評價呢？他在日記中寫道：

　　宴后，邱又導余至地圖室，指示各戰區作戰之現狀，其實，此等語皆余所熟聞者，而彼乃津津樂道。邱氏為英國式政治家，實不為盎格魯撤克遜之典型人物。雖然思想與精神氣魄不能與羅斯福同日而語，而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則現代政治家中實所罕見。 

　　羅斯福 

　　羅斯福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在對華援助、促進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他在雅爾塔會議上，同樣也做出了有愧于中國人民的事情。 

　　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國在蘇聯召開雅爾塔會議。 

　　這個時候，蔣、羅關系處于低潮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腐敗、1944年蔣中央軍的連連敗北、開羅會議和蔣對中共的限制、打擊等等，均給羅斯福留下不良的印象。加之蔣又力逼驅逐史迪威，更使羅斯福不快之甚，之所以仍支持他，是為了戰后對抗蘇聯。至于邱吉爾、斯大林本來就瞧不起蔣，甚至連面都不愿見。 

　　因此，蔣介石預感到雅爾塔會議對他將十分不利。2月8日，當他見到三國會議第一次公報時，便寫下這樣的日記：“今日見羅、邱、史(斯)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結果與美、俄協議犧牲我乎？”但他對英、蘇、美決心犧牲中國，卻未肯定，只是疑問。他認為美國不會和英、俄一個鼻孔出氣，仍對羅斯福抱有幻想。因此，他決心等待羅斯福的通知。 
 
　　但羅斯福并未及時向他通知有關秘密條約的內容。3月1日，羅斯福在國會報告時，公然說什么雅爾塔會議主要是討論歐洲問題，與太平洋無關。這個密約的內容卻是：戰后歐洲勢力范圍的劃分；遠東問題的處理辦法，也是勢力范圍的劃分。關于歐洲，美、英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關于遠東，朝鮮和印支先實行托管，而后獨立；中國事實上劃分到美國的勢力范圍之中。關于中國部分的內容如下：（一）外蒙現狀應予保持；（二）大連商港，應辟為國際商港，蘇聯在該港優越權利應獲保障；（三）蘇聯租借旅順為其海軍基地；（四）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由中蘇雙方共組之公司經營。

　　對此，羅斯福均以換取蘇聯對日參戰而全面接受。這是因為羅對日軍力量估計過高，生怕美軍登陸時受損失太大，而以犧牲中國主權與蘇聯搞政治、軍事之交易。此外，羅竟不顧他在開羅宣言中對中國收回東三省的贊成和諾言，完全失信和背叛于宣言，羅斯福同樣是不守信義之人。 

　　蔣介石獲此密約消息，深感不安，“國勢之危已極，不知何日有濟？”“閱此，但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達果已賣華乎？”“果爾，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想矣！” 

　　本年2月底，赫爾利返回述職；當赫看到密約副本后，不禁大吃一驚，乃抄錄一遍，于空白處寫上自己的意見，請羅過目。“美國是否有權割讓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領土？是否破壞了美國參加第二次大戰所宣告的一切原則和目標？……是不是否定了總統自己三月一日在國會的演說？……” 

　　羅斯福只得向赫爾利承認自己錯了。并指示赫到倫敦、莫斯科予以補救。赫于4月5日在倫敦見邱吉爾，請英國遵守《大西洋憲章》，還香港于中國，使蘇聯不致有租借旅順之借口，邱吉爾稱香港與大西洋憲章無關，予以拒絕。 

　　4月15日赫又訪蘇聯，見斯大林，更無結果。 

　　其間，羅斯福于4月11日給邱吉爾的最后一封電報仍然堅持：“迄今為止，我們的方針是正確的。”對于他在雅爾塔會議上出賣中國的交易所受到的猛烈的攻擊，他仍沒有表示屈服。 

　　羅死后，蔣介石對他的評價是：“姑息俄國，袒護中共，但不是強權主義之霸者。其對外政策也是自主而不受外人操縱……” 

　　甘地 

　　蔣介石在1942年2月印度之行，想要訪問的第一個人就是被稱為“印度圣雄”的甘地。其時甘地已退出國民大會黨。一個人在孟買華爾特哈西華格榮過著簡樸而又寧靜的生活。通過尼赫魯的精心安排，甘地準備由他來看望蔣介石。2月18日，甘地由秘書賽德陪同，由華爾特哈來到加爾各答蔣介石的住址。

　　趁午宴前的空隙，甘地開始向蔣介石闡明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真諦。他說：“有人稱不合作運動是弱者的武器，是一種消極的斗爭方式，我不能同意。我認為，武器只有強者使用才能取得成功。它已經團結了印度國民，給了他們信念和希望，培養了他們的勇敢。我的最終目的是要用非暴力來反抗暴力，以非暴力來代替今天世界上處處橫行的暴力，爭取人權，維護人類的尊嚴。所以這種運動足以對抗世界上最強暴的武力。它既是積極的、現實的又是充滿哲理的。至于如何運用這個力量，不能從書本上去學，而必須經歷艱苦的思索、虔誠的祈禱和百折不撓的奮斗方始能夠掌握。” 

　　甘地是一位具有狂熱宗教信仰的人，他所闡釋的這些不合作運動內含的哲理，對抱現實主義態度的蔣介石來說，并不是很感興趣。出于禮貌，蔣口頭上只好連連說：“柔能克剛，柔能克剛，這是我們東方哲學的奧秘所在。” 

　　飯后不到半小時，甘地就要求繼續上午的談話了。蔣介石單刀直入地開口問：“如果日本和德國入侵印度，你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對待他們嗎？” 

　　甘地毫不猶豫地答道：“不合作！絕對的不合作。” 

　　蔣說：“先生自1901年以來，對抗英國，謀求印度獨立，艱苦奮斗已達40多年，時間不算短，然事業尚未成功。對過去的事不必重視，我們應該重視的是現在和將來；那么，如果英國答應了5年或10年讓印度獨立，這樣便實現了您奮斗的目標，先生愿意現在同英國合作嗎？” 

　　甘地答稱：“如果英國以我停止活動為條件，答應5年或10年后我們獨立，我必定加以拒絕。因為不合作主義是真理，而真理的追求是不能半途而廢的。”“國民大會黨在華爾特哈會議上，曾考慮同英方合作，所以我就退出了國民大會黨。因為這個所謂合作，實際上就是同暴力合作，而獨立是絕不能用與暴力合作的代價換得。否則我的50年生命史就將重新寫過。因此，我只能和真理合作，絕不能和謬誤合作。” 

　　蔣介石看到老頭兒的意志如此堅決，感到說服他的可能性甚為渺茫了。于是為爭取主動，便改口道： 

　　不合作的方式用在印度或許是正確的，對此我并無異議。我也不想要先生改變自己的信仰。我只是希望，你們能動員印度國民參戰，站在同盟一邊，一起打敗日本、德國法西斯，這樣，在戰后和平會議上，中國就可提出讓印度出席會議，并共同為爭取印度的獨立自由而努力。若同盟有異議，我保證中國以退出和會表示抗議，并與印度一起采取進一步的一致行動。如果今天你們對這場戰爭再袖手旁觀，或采取中立態度，那將成為印度解放史乃至人類解放史中的最大缺憾。 

　　蔣介石這次訪問印度的一片苦心至此已和盤托出，然而甘地對此不以為然，他反駁說：“世上只有受難者才知道受難者的苦痛，所以我對中國在抗戰中做出的犧牲，懷著很深的同情。但是，閣下，貴國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國，那么請問，為什么這次戰爭最重要的決策機構――盟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至今沒有中國代表參加呢？可見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為了維護白人的利益，他們是絕不會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東方民族的。戰時對你們尚且如此，戰后和會上我們將處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閣下豈忘了當年的‘凡爾賽和會’了嗎？” 

　　甘地雖居鄉村，但卻熟知天下大事。他的這席話說得蔣介石無詞以對，頗為尷尬。 

　　蔣介石的印度之行，并沒有通過自己的游說而使印度國大黨和甘地、尼赫魯在謀求完全獨立的問題上妥協，結果只能是無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