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考證”出“三過家門另有隱情”的學者,因為“大禹婚外情”,業已一夜之間名滿天下。他似乎還嫌不夠,還嫌缺乏“刺激性”,于是近日又在熒屏講壇,為李蓮英“翻案”,說這個從肉體到靈魂都十分變態的太監閹宦,是“時代的產物,說明了一個窮孩子,可以通過科舉、高考以外的途徑實現自己的翻身”,似乎對今日的學子,還有著“十分現實”的啟示呢!
惡搞大禹和惡捧李蓮英,折射出當今某些“翻案史學”的兩面性,這倒真是十分具有“啟示性”的———
一面是惡搞經典、顛覆傳統,抹黑先賢。不是說“舉案齊眉,相敬如賓”顯示著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婚姻愛情么?他就來“揭露”司馬相如的“騙財騙色包二奶”,就來說這一段愛情“欺騙了中國人兩千年”;不是說《離騷》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千年風骨么?他就來“考證”屈原的汨羅一躍,是“因為失戀而投江”,和他的憂國憂民無關;不是說韓愈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么?他就來說韓愈的未過花甲,原來是“服春藥而死”。至于李白,你不是稱之為“千古詩仙”么,他就說是個“荒誕不經”的“古惑仔”;至于徐霞客,你不是尊之為“足行天下第一人”么,他就來“揭發”他的“風流”、他的“放浪”……總之,大凡千年文明史上大寫的人物,大凡億萬中國人口稱相傳的經典,他就要來一個“惡搞”,來一個“翻轉”。
但千萬不要以為這類“史家”,只是天生的“惡搞派”,成天以“棒殺”為業。他們在“惡搞”之時,也同時熱衷于“惡捧”。這就是事情的另一面。比如你們總說“竊國大盜”吧,他就來反其道而行之,惡捧袁世凱,捧什么呢?“本世紀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民初民主風氣的開拓者”,幾乎要把一個斷送共和的歷史人物,捧到了九天之上。又比如說,一千年來,不是總是斥秦檜賣國么?他也來做正面文章,說這位大宋之相“腦子最清醒”、“是最冷靜、最現實的政治家”。再比如說,那個侍奉過五朝八姓十一帝、還向外敵契丹稱臣的馮道,不是一直說他是屈膝求榮的典范么?他就來論馮道原來是“以人類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根本利益為前提,不顧個人的毀譽”,原來是“作為政治家調和矛盾尋求和平”,幾乎要捧到超越時代的高度。至于像汪精衛、周作人這樣確鑿無疑的漢奸,不是也已有“史家”,來論他們的“勉從虎穴暫趨身,說破英雄驚煞人”么?現在又來“惡捧”李蓮英,這就是走向了事情的極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平心而論,惡搞經典也好,惡捧反派也罷,說這些“史家”,真是別有用心,要挖民族文化之根,毀古國文明之脈,達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倒也不是。他們只是不甘于無名、不甘于寂寞,急于要“名滿天下”,急于要“盡人皆知”,于是便找到所謂“終南捷徑”,那便是做“翻案文章”,拿公論開涮,向定論開戰,一是惡貶先賢,二是惡捧敗類,美其名為“反潮流”,實質以“嘩眾”而求“取寵”。
其實,“翻案文章”并不是不可做,“定見”、“公論”也不是不可以推翻。然而真正的“撥亂反正”,那是要“板凳須坐十年冷”的,是要言之成理,至少要自圓其說。但現在的某些“史家”,自從與熒屏、網絡結緣以后,一旦“觸電”,便一發不可收,哪里還坐得下來,哪里還甘于在故紙堆中“埋沒青春”?他們的“翻案”,只是一堆“速食”,動機十分明白,過程也頗為簡單,那便是“對著干”,那便是“語不驚人誓不休”。所以說,所謂“惡搞”和“惡捧”,這事情的兩面,其實只是一回事。這是浮躁輿論之中、紛紛亂象之間,人們直須看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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