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長篇小說《花堡》：“村莊”的事業

　　楊廷玉為他的長篇小說新作起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名字：花堡。而花堡也是小說敘事的展開地，由下花堡村村委會主任孫天鵠為主角的新時期農村改革故事，就在這三個村落之間的命運相牽、又競爭較量的復雜關系中，一波三折地被作者敘述出來。

　　花堡曾是四方乞丐聚散和棲身之地，好多人家上溯四代都有討飯歷史，花子堡由此得名。解放后應當地群眾要求，有關部門將花子堡正式易名花堡，并一分為三，據其地理位置分稱上花堡、中花堡和下花堡。這個闡釋是全書的敘述基礎，從這個基礎上出發“花堡”的命名及其變遷映顯出一個中國北方村莊的歷史蘊含及其歷史變遷，并頗具象征意味地成為這個“村莊”揮之不去的歷史背景，因此它也成為小說主體內容的現實故事系統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而我們要強調的是，這個歷史的基礎，乃是一個以“村莊”的整體性出現并作為歷史思考單位的，是以“村莊”為單位的歷史思維基礎。這個名稱一方面仍留有歷史遺留的“叫花子”的魅影，另一方面又歷史性地開拓了有關“鮮花盛開的村莊”的新的現實與理想的想象,它們都在雙關的語境中陳述著“村莊”的過去與未來。

　　花堡雖然在解放后被一分為三，但下花堡的孫天鵠的崛起，重新燃起了一體化的希望之火。火種是個科技因素。杜教授的課題組研發的“雙高大豆”品種科學地要求一定土地面積的規模試驗與生產，同時，下花堡與上花堡之間的致富競賽已面臨新的局面，舊有的發展潛力似乎走到盡頭，而新的轉換發展局面尚需新的開掘。在這里，由地理和歷史天然地連接在一起的三個村莊，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將走到一起，在那種體現了現代性人類生產生活聯合的趨勢中，呈現了一種讓所有人都不能不為之動心的可能性前景。那將是一個更大意義上的“村莊”，一個“鮮花盛開的”統稱“花堡”的村莊。這個“花堡”村莊將以現代科技的“雙高大豆”種植為支撐，以土地和生態的聯合為基礎，以三個村莊的農民互助聯合為主體，謀求更高意義上的共同發展與共同富裕。于是村莊成為一種社會學單位，成為我們思考社會與人的邏輯基礎。20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組織起來”正是依賴這種以“村”或“村莊”為單位的社會體制，中國現代性在農村的展開也必然地是在“村莊”上的展開。改革開放以來，村莊這種由土地的連接區域而形成的現代行政共同體，自然地可以形成一種經濟共同體的趨勢，事實上，中國很多成功的農村企業大都建立或活躍在“村莊”這一行政共同體與經濟共同體的統一協調的結合層面，體現了真正的中國特色和現實的社會主義取向。“三連襟”的某種特定的宗親關系在這片鄉土上的爭強好勝不過是其外表，而其實質則在于三個村莊之間的矛盾糾葛與競爭態勢，因此小說的所有矛盾沖突、心理戲劇都依“村莊”關系、“村莊”邏輯、“村莊”情境而得以生成，所有的人、物、土地和情感都在村莊及其村莊關系的格局中分解或融合。也就是說，村莊已不僅是依自然人群聚落而形成的行政單位，在今天的市場經濟背景下，它正在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事業。“村莊”規模大小適度，形成一定的社會競爭態勢和優勢,同時它的局限也很鮮明，在尋求更高起點的發展中，行政化的村莊又反過來成為村莊發展的障礙。小說行將結束時，三個村莊的聯合失敗，孫天鵠的辭職，另組農作物良種培育股份有限公司和農作物經紀人協會，則可以看作是這種村莊的事業，正在拋開行政化力量為主導的思路，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采取了更加化有形為無形的新的經濟聯合方式，至于一個“鮮花盛開的花堡”能否實現，在這種新的實現形式之下，我們理應給予深切的期待。

　　正是在這種“村莊”思維意義上，《花堡》揭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個獨特的問題層面，構成了一個有關“村莊”的社會主義討論的良好案例，富有積極的思考價值和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