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健回憶：翻譯毛澤東詩詞

　　葉君健先生會五六種語言，抗戰后期到了英國，做了許多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稱道的事，至今被國際友人念念不忘，他主編過著名的英法文雜志《中國文學》。他也是第一位把毛澤東詩詞，毛澤東著作翻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惟一用十多種文字翻譯作品的翻譯家。

　　為對外刊物而譯
    
　　葉君健先生的夫人苑茵回憶：葉君健是《中國文學》英法文版的負責人。從毛澤東的18首詩詞首次發表，葉君健主動提出翻譯成英文在《中國文學》上發表，并為此而奔走組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其困難的處境中，葉君健仍舊一如既往，組織隨后的英文翻譯。終于使所有發表過的毛澤東詩詞首先有了中國正式的英文翻譯，并且成為轉而翻譯成所有其他外文的官方藍本。
    
　　以下是葉君健自己寫的《翻譯毛澤東詩詞》的經過和外文局的一些老同志談到的他完成此項任務的一些回憶文章及其葉君健寫的有關研究報告：
    
　　《毛澤東詩詞》，在世界流傳之廣，恐怕要超過《毛選》本身，因為作為文學名著，它的欣賞價值高，群眾性強，遠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臘都有毛詩的譯本。這些譯文絕大部分是根據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轉譯的。這個譯本的完成，我從始至終都參加了。
    
　　《毛澤東詩詞》，以《長沙》為首的18首，是在1957年臧克家主編的《詩刊》上發表的。我那時是我們對外英文刊物《中國文學》的負責人，自然應該盡快在刊物上發表這些詩詞的英譯。當時我們曾與“毛選翻譯委員會”聯系過，希望他們能給我們提供譯文。他們認為這是文學作品，不在他們工作計劃之內，未能提供。我們只有自己設法來完成翻譯的任務——在這方面外文出版社英文組的負責人于寶榘曾協同作出過很大的努力，因為外文出版社也要出毛詩英譯的單行本。這18首詩詞的英譯文終于在1958年完成，在該年《中國文學》第3期上發表，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也出了英譯單行本，并加了1958年《詩刊》上發表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一首，共19首。這個英譯單行本1959年3月又重版了一次。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送瘟神》二首，《中國文學》即將這二首譯成英文，連同《答李淑一》一首在刊物1960年的元月號上發表。這些譯文發表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注意。1960年《文藝報》第22期，以首篇的地位發表了一篇“酒泉”寫的評論毛詩英譯文的文章。文章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里所懸掛的《北戴河》一詞談起，指出該詞中“秦皇島外打漁船”句的標點原是句點(。)，該句的意思到此完結。但英譯本中這個標點卻成了逗點(，)，與下面的“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聯成一氣。文章說這是誤譯(后來經研究，這個意見可以商榷)。
　　
　　不久我了解到，作者“酒泉”就是當時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袁水拍的筆名。知道像他這樣中央機關的負責人如此關心這項工作，我自然非常高興，因為我對毛詩的解釋一直感到沒有把握，很不安，現在有他來關注，許多難點會比較容易解決。我向有關領導部門建議，正式請他主管毛詩的翻譯定稿工作(主要是詩文的闡釋)。經與他商量，他慨然同意，成立了毛詩英譯定稿小組，由他任組長，喬冠華、錢鐘書和我為組員(兼做小組一切事務性的組織和聯系工作)，任務是修訂或重譯全部毛詩，最后出單行本。袁作為組長，自然對原作的解釋具有最后的發言權，但喬冠華對原作的解釋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錢鐘書和我主要是做翻譯和譯文的潤色工作。
    
　　1962年《人民文學》5月號上又發表了毛澤東的《蔣桂戰爭》等6首詞。這幾首詞的英譯定稿就是由這個小組完成的。
    
　　196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時出版了《毛澤東詩詞》的單行本，共37首，其中包括未發表過的《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等10首。為了全面修訂舊譯，并翻譯這新的10首，小組又增加了趙樸初，并請英文專家蘇爾·艾德勒協助譯文的潤色工作。這10首新詩詞于1965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譯工作。袁水拍通過中宣部將新譯文及過去的舊譯一并發往國內幾個主要省市宣傳部轉各有關大學的英語教授征求意見。小組根據回來的意見，對這10首新詩詞最后作出英譯定稿，于1966年在《中國文學》5月號上發表。
注釋里面有政治
    
　　1974年秋天，袁水拍和我見了面，所談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最后完成毛詩全部譯文的定稿工作。他看了一下我在前夕整理出來的譯文，說剩下的問題不多，可以同錢鐘書和艾德勒作出初步的譯文定稿。這項工作不久也完成了。于是袁水拍建議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南京、長沙、廣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學外語系的師生及有關人士(如毛澤東的老友周世釗老人)征求意見。我們于1975年初出發，頭一站是上海，到廣州結束，在許多大學里開了一系列的譯文討論會。回京后，小組根據各地提的意見，對譯文作了最后加工。喬冠華因外事太忙，推薦外交部的周玨良代他參加討論。經過多次的反復推敲，譯文終于得以定稿，由袁水拍負責送有關的上級審核，在1976年“五一”節那天，《毛澤東詩詞》的英譯本終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這個英譯本事實上成了外文出版社接著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語等幾種譯本的藍本，也就是說這幾種語文的翻譯小組就是參考英譯對原作的解釋進行工作的。我也無形中成了這幾個翻譯小組的咨詢，也就轉述英譯定稿小組對原作的理解——如果他們也有什么疑點的話。
    
　　原作雖然是藝術品，但字里行間政治含意也很深。這也是我們譯者不時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別是作者不愿意對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釋，理由是文學作品應該由讀者自己去體會，不需要別人去為他們劃框框。我們這幾個翻譯和譯文定稿人當然也是讀者，既要正確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義，又要正確闡釋其中的政治內涵。我個人自然認為袁水拍和喬冠華的素養高，見識廣，所以當我感到我對原作的體會與他們解釋不一致時，在處理譯文時我總是以他們的看法為準——這也算是小組的一種組織原則吧。但他們的理解——特別是袁水拍——有時也不免受當時政治氣候的影響。如《游泳》一詞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論語》，對此我們自然得加注釋。我根據舊譯的注釋用英文起草了一個關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簡單腳注。袁水拍在當時“批孔”的氣氛下，作了這樣的修改和引申：
    
　　“孔丘，春秋時代政治上的頑固分子，反動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由于他逆歷史潮流而動，就哀嘆過去的一切像流水似的一去不復返。”
    
　　這樣一解釋，“逝者如斯夫!”的調子就很低沉了。這顯然與原詩的意境不盡符合。我心里很不踏實，在長沙訪問周世釗老人時，我特別就此句向他求教。他說：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還有“不舍晝夜”句，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無消極的含意，而是號召人們要不斷努力，積極建設社會主義，因為接著的下一闋是“……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這個理解很重要，使我意識到注釋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與原作的內容具有極為緊密的有機聯系。
    
　　于是，注釋就在我們譯文的定稿工作中也成了一個極為復雜、細致和敏感的問題。我們深知，這個譯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會被國外人士當作是“官方定本”。注釋自然也代表了這個“定本”的“官方”意見。有鑒于此，喬冠華最后建議，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釋外，我們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銷。 
外國專家的“詩眼”
    
　　對于毛詩的理解，我們除了廣泛請教有關專家和英語界的人士外，小組的成員本身對每一個句子、每一個詞也都進行了反復的討論和斟酌，包括協助我們潤色英語的專家蘇爾·艾德勒。他不諳中文，正因為如此，他作為第一個英語讀者，對譯文在英語中所產生的“詩”的效果特別敏感。他從英語“詩”的角度所提的意見，也成了我們討論的中心。我們的要求是：譯文既要“信”(包括意義、意境和政治的“信”)，又要“雅”——也就是具有相當高水平的“詩”，而且是現代的“詩”，不是古色古香的“詩”(因為原詩所表達的是生氣勃勃的現代生活和思想)，雖然原作所采用的形式是中國的古典詩詞。所幸我們小組中有趙樸初那樣著名的詩人和錢鐘書那樣有修養的詩評家，這樣，我們最后譯文的“風格”，還基本上能達到一致認可的程度。
    
　　國外有些漢學家，可能由于對我們的譯文持有“官方定本”的主見，往往忽略了我們在“信”和“雅”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喜歡表現自己，顯示出他們對原作具有“獨立見解”，而推出自己的譯文，不理睬我們的解釋。從文學翻譯的角度講，這種“百花齊放”的做法自然值得提倡和鼓勵。但具有數千年歷史和傳統的漢文卻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會“失誤”。英、美有四種毛詩的譯本，其中有一本還是美國一個對研究中國文學頗具聲望的大學出版的。如在《沁園春·雪》這首詞中，它對“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理解是“唐宗宋祖，文化修養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賞《國風》和《離騷》”；對“數風流人物”句中的“風流”則理解為“風流倜儻”，具有花花公子的含意。同樣，《西江月·井岡山》中“黃洋界上炮聲隆”句，被解釋成“在黃色海洋的邊上響起了隆隆炮聲”；這給人的印象是一支海軍正在登陸。
    
　　這種現象說明另一個問題，即翻譯困難，從中文翻譯則更難，特別是具有深厚中國民族文化傳統的中文——不具這種傳統和特色的中文，恐怕也很難說是“文學語言”的中文，因而也不值得花那么大的氣力去翻譯。我們的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財富，確也應該“面向世界”。但把中文的“文學語言”轉化成外文的“文學語言”，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摘自《往事重溫》 苑茵著 葉念倫整理 華東師大出版社  2008年版  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