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巴金

　　憶巴老 

　　作為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巴金老人終于走完了他一百年漫長、曲折而又輝映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的人生旅程，與世長辭了。 

　　回想首次見到巴金老人真是富于戲劇性和荒誕。那是一九六六年冬或一九六七年春，記不確切了，“文革”風暴正如火如荼，巴老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黑老K”，正在接受無休止的批斗。我那時才讀高中二年級，卻已迷戀文學，也知道巴金是《家》、《春》、《秋》的作者，對作者充滿了好奇。那天與兩位趣味相投的同學一起去巨鹿路上海作協看大字報，沒想到作協大廳里一位正在懸掛揭發“黑老K”大字報的老人正是巴金本人！他是那么認真、那么專注，目不斜視、面無表情地一張一張掛著，掛著。我們三人遠遠望著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和藹可親的一位老人啊，怎么會是罪行累累的“反黨作家”呢？中學生的我實在想不明白，當然也無從體會老人家當時內心的痛苦。二十多年后，我已成為上海作家協會的會員，多次到早已修繕一新的作協大廳開會，腦際還會不時浮起當年首次見到巴老的情景。 

　　最后一次拜訪巴老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廿一日，在杭州。秋風送爽、桂子飄香的時節，我與研究巴金的專家李輝兄，現為九久讀書人文化公司董事長的黃育海兄一起到“汪莊”拜訪正在那里療養的巴老。記得巴老住在“汪莊”五號樓，我們是下午四時以后去的，巴老午睡剛起，精神不錯。聊天以后，夕陽西下前，我還推著輪椅陪巴老在綠草如茵的西子湖畔散步，可惜李輝兄照相機發生故障，我陪巴老散步這張最后的合影沒能留存下來。就在這次與巴老的交談中，李輝兄大膽提出整理出版巴老在“文革”中被迫寫下的大量交代和“揭發”材料，以警示后人。巴老端坐在那里，沉思了足足二三分鐘，才一字一句地回答道：“這事等我走了以后，可以做！”這斬釘截鐵的回答，對我而言，真是振聾發聵。 

　　后來讀到李輝兄的《<隨想錄>就不如<思痛錄>？》（載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發現他的回憶與我的略有出入。李輝兄是這樣追述的： 

　　巴老在“文革”里寫的檢討書和揭發信，我當時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計有二十萬字。 

　　“文革”之后，政府把這些材料退給他了。可以說，這些材料和他后來提出建“文革”博物館是很有關系的。 

　　我當時就問巴老，你看過這些信嗎？他搖搖頭說，“我不敢看。”我接著問他，這些東西可以發表、出版嗎？他沉思了一會，過了兩三分鐘，說，“等我死了之后再發表、出版。”我說不要緊，我們可以開始整理，他回答說，那我想想看吧。 

　　為這些檢討書和揭發信，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我連續三年為這個事情問他，希望能夠先整理完放著，最后出版。最后一次是在巴老病重之前，我當時在上海，連續兩天去他家。我對他說，要不先寫個序放著，然后再出版。那個時候巴老已經很不好了，已經九十三四了，他對死看得也很淡，在他面前我也并不隱諱說他死。第二天，我去問他，“巴老你想好了嗎？”他回答我說：“你怎么這么急啊？”我笑了，“你的性格不是比我更急嗎？”他當時想了一會，沒有回答我，一會說，“我想想看吧。” 

　　巴老在一九九七年那次回答李輝兄時，我正好在座。也許我的記憶有點偏差，但我認為，如果我沒有理解錯，巴老的基本態度還是明確的。盡管還要“我想想看吧”，這些“檢討”和“揭發”還是可以而且應該“等我死了之后再發表、出版”。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冥冥中似乎注定，我與巴老的因緣，竟是自“文革”始，至“文革”終，首次和末次見面，都直接與“文革”有關，實在是始料未及。巴老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全面的、深刻的、徹底的和不留情面的。他提出并堅持的“說真話”、“沒有神”、“自我懺悔”和“把心交給讀者”，充分顯示了中國文學的良心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將永遠給我們以寶貴的啟示。 

　　施蟄存先生側記 

　　施先生住在上海愚園路上臨街的一幢小洋樓里，二樓朝南，書房、客廳、餐廳和臥室合而為一。床頭懸掛名人和友朋的字畫，經常調換，我記得起的就有康有為、馮友蘭、魏建功、沈從文、周退密、潘素等位。老式寫字桌前小玻璃柜內陳放著他老人家近年雅興大發搜集的文物古玩，都是玲瓏剔透、惹人喜愛的小物件。有次我發現一尊印度的“歡喜佛”小雕像，不禁露出詫異的神色，老人家不動聲色地說：“一位到過印度的老朋友送的，好玩不？”室外略嫌局促的走廊上則是高到天花板的木制書架，擠滿了中外古今的文學書刊，我仔細瀏覽過，大都是八十年代以來印行的，以古典文學為主，偶爾也能翻出一、二本老人家三四十年代的著譯殘本。施先生慷慨，每次我去翻書，總不忘提醒一句：“你如有興趣，拿去就是！” 

　　這位中國三十年代的大作家，引領一代風氣的《現代》雜志的主編，被李歐梵譽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開創者”的老人，自我認識以來，就一直在這間普普通通的小屋子里看書寫作，會客答疑。不過施先生雖然“窗開四面”（指現代小說、古典詩詞、碑版書法和外國文學翻譯四大方面），著作等身，名揚中外，但當時他老人家的研究重點在唐詩和詞學上，寫《唐詩百話》，編《詞學》叢刊，忙得不亦樂乎，本來不應有太多的接觸。不料八十年代以降，“新感覺派”時來運轉，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隨之重獲評價，用他自己帶點自嘲的話說，就是“像鑒賞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樣，給予摩挲、評論或仿制”，這就與我的專業發生這樣那樣較為密切的聯系了。 

　　一九九七年秋到日本訪學后，我開始記日記，可在這里摘錄數則。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下午，帶韓國留學生白承道、梁兌銀夫婦訪施先生，“談三十年代‘現代’同人。據施先生回憶，當年上午9：00-下午4：00工作，4：00-6：00逛書店，6：00以后回家，周六、日晚7：00-11：00則看電影（以外國片為多），一周大約要看二、三次電影，也去跳舞場，也去跑馬廳，但聽音樂會則較少。看電影是與朋友一起去，男或女的。但與戴望舒、杜衡一起玩的機會不多。邵洵美晚上要抽鴉片，也不大有機會一起玩。這些對理解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生活很有幫助。施先生在答問時強調‘上海永遠是一個中西混合的城市’，可謂至理名言。” 

　　同年十月三日下午，與陸灝一起訪施先生，“談另一位文壇前輩所戲稱的‘不喝酒、不抽煙、不嫖妓不算文人’，談二三十年代上海四馬路會樂里的‘長三’、‘么二’和‘野雞’及‘私門子’”。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下午訪施先生，“得其贈《施蟄存散文》（浙江文藝社版）一冊，與其談張競生《性史》。施先生謂此書‘不靈’，有招搖撞騙之嫌。此書顯然受當時西方正盛行的弗洛伊德、靄理斯等人學說的影響，這類書當時西方也出了不少。張競生此書轟動三、四個月后也就過時了。張在上海又開‘美的書店’，出版《第三種水》，也不成功，后來就回廣東去了。又觀賞張伯駒妻潘素的山水圖卷，施先生謂當年‘八大胡同’是很出了些人才的”。 

　　同年六月八日傍晚，陪李歐梵訪施先生，陸灝也在座。“施先生暢談三十年代文學、電影和自己的創作。施認為現在上海經濟不錯，文化不行，比不上三十年代。現在上海沒有吳昌碩，北京沒有齊白石。三十年代（一九三○至三七年）是最輝煌的。施先生還回憶與邵洵美、項美麗吃過二次飯，一次與戴望舒等在知味觀，邵、項不請自來。一次在北四川路新雅飯店請邵，項也來。項美麗后來去香港嫁一英國軍官，邵洵美匯錢給項，被認為資助英國特務而受連累吃官司。施先生還回憶與張愛玲見過二次面，一次在淪陷時期回上海，邵洵美請客，張愛玲也來，穿中國緞子的繡花旗袍，很特別。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會，張即坐在施先生隔壁。那次文代會是在吳淞路的一家原來的日本戲院里舉行的，最后還合影留念。”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傍晚訪施先生，“數月不見，老人家更顯清瘦，耳也更聾，但精神尚好，其時他正與師大中文系基地班學生漫談，談及錢鍾書的‘惡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錢鍾書寫《圍城》，不是寫長篇，而是發泄他的‘惡客’。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錢鍾書、施先生和另一位作家應邀到王府便飯并獲贈樣書，離開王家后，錢鍾書指著《手掌集》封面圖案對施等人說，辛笛手中抓著一朵花，他印出來了，但他另一只手抓著錢（當時辛笛在銀行任職），卻不印出來”。 

　　二○○○年一月十二日上午訪施先生，“（轉達香港作家林真的問候。）老人家幽默地說：耳越來越聾，心臟越跳越慢，記性越來越差，手寫字越寫越僵”。 

　　僅從上述不加修飾的簡略記錄，已完全可以看出施先生雖然已屆期頤高齡，仍思路敏捷，真率可愛，在交談中不時靈感迸發，睿智閃現。老人家所說的不僅是回憶三十年代文壇舊事，更有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發展的嚴肅思考在。 

　　值得補充的是，關于魯迅，關于三十年代與魯迅的那場有名的“莊子與文選”的論戰，施先生從不主動談起，若你問及，他會建議你先去認真讀一讀當時論戰雙方的文章，然后再來與他討淪。魯迅稱他“洋場惡少”，他當然不會高興，但早已淡然處之。他曾對我說過，魯迅尖刻，與錢鍾書差不多，“罵人”從不留情面。今年出版了林賢治先生的《魯迅的最后十年》（中國社科出版社版），好評如潮，但書中對魯迅與施先生之爭的評判顯然有欠公允，特別是書中稱施先生當過國民黨當局的“書報檢查官”，更是“莫須有”的罪名，理應在此為施先生辯誣雪謗。 

　　當時當了“書報檢查官”的另有其人，就是“新感覺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時英。穆時英寫過《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談話中證實穆時英當時是跳舞場的常客，狐步舞確實跳得好。對穆時英去當“檢查官”，施先生是不滿的，至今仍感惋惜。 

　　進入新世紀以來，施先生耳背越來越嚴重，去拜訪他只能完全依靠筆談了，再加師母謝世，老人家的精神明顯大不如前。為了讓他好好休息，我盡可能少打擾，也不再帶人去。但是只要去，施先生一定仍先吩咐保姆上茶，然后侃侃而“談”（其實是寫了）。像他這樣幾乎親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全過程的作家、學者，本身就是一部真實生動的文學史和學術史，豐富而又深刻，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就看你的造化了。 

　　閱盡人世滄桑，文苑冷暖，今天的施先生早已榮辱不驚。猶記一九九三年上海市授予他老人家上海文學藝術最高獎項——“杰出貢獻獎”，面對這遲到的榮譽，施先生公開表示：這個獎應該頒給年青人，對我已沒什么意義了。近年來他一直對我感慨，友朋凋零殆盡，上海文壇的百歲老人，除了章克標，巴金一直在醫院里，他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寂寞。最近一次與李歐梵先生拜訪他時，談到今年要為他祝賀百歲壽辰，他頗不以為然，“一百歲對我還有什么意義？”“我是二十世紀的人，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摘自《素描》，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價：16.00元。本文摘自原書的《四見文學巨匠——追憶巴老》和《施蟄存先生側記》兩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1991年8月23日，施蟄存與臺灣學者陳鵬翔（左）、陳子善 （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