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教材出版的奶酪？

　　多家出版社在義務教育教材的出版上投入了幾十億元人民幣，而現在面臨血本無歸的風險。他們聯合起來，把矛頭指向了教材租型招標政策：你主編教材，卻必須把印刷、發行和銷售的利益轉讓給他人

　　2008年，由國家發改委主導、新聞出版署、教育部參與的中小學教材出版發行施行招投標的方案將在全國推行。這個已經試點試行4年的方案，卻遭到了眾多出版中小學義務教育教材的出版社的堅決反對。

　　一家出版社的老總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報料電話里說，“我們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個荒唐的租型招標將把幾年來義務教育教材多元化改革成果毀掉，可能導致人教版教材幾十年一家壟斷教材出版的局面重現。”

　　目前，這些出版社正以會議、上書中央領導的方式，反對國家發改委系統主導的這次全國范圍內的教材租型招標。他們在義務教育教材的出版上投入了幾十億元人民幣，而現在卻面臨血本無歸的風險。　　

　　人教版教材壟斷被打破了

　　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葉子眼里，2001年是一個美好的開始。和另外幾十家出版社一樣，北師大出版社從這一年開始介入教材出版。此前，作為惟一的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學教材已經在全國范圍內使用了三十多年。

　　2001年6月7日，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陳至立下發了11號部長令，頒布《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打破了教材出版壟斷，全國所有的出版單位、個人、團體都可以參與中小學教材的編寫，獲得教育部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以后，即可以出版投入使用。

　　據統計，近幾年全國教材和教輔的出版產值達三百多億。因此，所有的出版社都把眼睛盯住了有近2億名中小學學生的教材出版。不管是國有的北師大出版社還是民營出版策劃人趙勇，他們無一例外地把組織教材編寫當作一個難得的機遇。

　　和其它圖書不同，教材的編寫、出版不容易。根據教育部的規定，中小學教材的編寫、出版必須經過立項審批、編寫、審定、實驗、試用、修訂這樣幾道關。

　　在教育部規定的時間里，趙勇的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迅速聘請了300人完成了立項表的填寫和樣章編寫。“立項表的填寫就兩部分：一是投標單位資格審查——有沒有能力和資格編教材；二是投標教材內容審查——教材特點特色和體系結構說明。”

　　因為擔心民營企業受歧視，趙勇在48小時內把3000萬元人民幣存到銀行，拿著存折找到教育部負責教材編寫審定的官員，表示愿意把錢作為押金存在教育部，希望獲得教材編寫資格。他的行動感動了教育部的負責官員，最后，他成了一百多家出版社里惟一獲得教材編寫資格的民營機構。

　　錢砸出來的教材

　　在第一次申報立項時，所有的出版社都看著人教社。人教社申報了中小學各個學科的教材編寫方案。趙勇申報了中小學19個學科的教材編寫，3個月后，只有化學(9年級)和地理(7、8年級)兩科被通過。北師大出版社5門課獲得立項通過。

　　“整個立項淘汰率相當高，但審批程序相當公正。”趙勇回憶。2002年3月，是教育部規定的第二次申報時間。這回他報了16個學科教材編寫方案，最后只過了一門《英語》(7至9年級)。北師大出版社也有兩門課程獲得通過。

　　趙勇在朋友的幫助下組建了教材編寫組，通常，寫作組主編一般都是大學里的著名教授，副主編是教委系統里的優秀教研員，再加上一些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優秀教師。

　　獲得立項，編寫完畢，還未必能獲得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審定通過。審定通常是出版社最擔心的時刻：有的教材直接通過；有的教材沒能通過，需要按照審讀專家的意見修改；有的教材就直接寫明“不予再審查”，被當場“槍斃”。

　　通過改革，教材編寫、選用多元化局面形成。目前，已有82家出版社獲準參與中小學教材編寫，2400種小學教材、1200多種初中教材進入教育部全國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用書目錄”。

　　對出版社來說，教材完全是用錢砸出來的。“每科教材的啟動經費在30到40萬左右，編寫經費按冊數算，每冊教材編寫經費在30萬左右；比如小學語文一共12冊，編寫經費就得360萬，加上啟動經費60萬，投入420萬；在教材投入使用時，北師大還將支付2％的版稅給編寫者；最后是后期培訓費，每年都是千萬以上。”葉子給南方周末記者算了筆賬。

　　和趙勇出版的其它書不同，國家對教科書成本進行了詳細核算，設置了定價上限，只準在核定價格內下浮，不得上漲。這樣特殊的嚴格準入，是趙勇們所沒有想到的。但無論如何，相比那些花了上千萬重金最后卻沒有任何教材通過的出版社，趙勇已經夠幸運了。

　　沖著新華書店來的改革

　　通過的教材被統一列入教育部的《教學用書目錄》。這意味著，凡是被列入該名錄的教材都可以出版、印刷、發行。就在趙勇組織140人的銷售和服務隊伍時，一場由國家體改委和原國家計委主導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參與的中小學教材的出版發行改革也拉開了帷幕。

　　2001年6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原國務院體改辦、原國家計委、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關于降低中小學教材價格深化教材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的通知》，打破中小學教材發行由新華書店一家壟斷的局面，決定于2002年9月－2004年9月在福建、安徽和重慶三省市進行第一輪教材出版發行招投標試點，教材出版發行要實行“招投標”，教材的出版發行機構由競標方式產生。

　　四部委通知的下發，在出版行業內引發了一場大地震。《中國圖書商報》副總編張維特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此前我國的中小學教材出版、發行都是行政壟斷的——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聞出版署委托各地新華書店發行。因為壟斷，教材品種單一，教材價格虛高不下，加重了家長和學生的經濟負擔。打破行政壟斷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教材發行招標也有讓主要依靠教材發行利潤過日子的新華書店系統進行深度變革的意圖。一項調查表明，各地省級新華書店70％以上的利潤來自教材發行，在很多縣級的基層新華書店，這一比例甚至高達90％以上。

　　2003年，因國務院機構調整，國務院體改辦和國家計委被撤銷，有關職能并入國家發改委。教材招投標試點工作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新聞出版總署和教育部參加，具體工作由發改委體改司負責。

　　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官員公開表示，發改委在教材出版發行上沒有部門利益和利害關系，作為牽頭改革的負責部門更合適。

　　2005年3月14日，國務院批復同意三部委擴大教材招投標試點，并明確了“試點工作最遲從2006年春季開始”的要求；從2008年秋季開始“面向全國進行”。

　　被利益扭曲的招投標

　　“這個招投標把教材發行搞復雜了。”北師大出版社負責發行的經理馬朝陽說。在發改委的招標改革之前，原創出版社在研發、出版教材之后，由各地教育部門選定使用教材，再由新華書店代為發行銷售，通過進入學校試用、反饋、修訂。

　　改革之后，根據招標規定，凡是參與了投標手里有教材的出版社，在自己沒有中標以后，必須把自己的教材出版膠片交給那些中標的當地出版社，由他們負責印制生產，再交由當地中標的發行機構面向學校發行。作為回報，當地出版社按照教材定價的3％，向北師大出版社支付“租型”的使用費。

　　所謂“租型”，指的是中小學教材租型，這個出版界的特有說法起源于2001年以前。那時全國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社受國家投資委托指定編寫出版中小學教材。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地處北京的人教社無法在同一時間內滿足全國各地的教材需要。為了保證每年全國中小學學生在開學前拿到教材，人教社索性把教材的印刷膠片分給各地方的省新聞出版局，地方新聞出版局再指定當地出版總社或者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新華書店獨家發行銷售。地方人民出版社按照教材總定價的3％－4％付“租型”費用給人教社。

　　對人教社來說，它的教材是國家經費投入的，它只承擔編寫和出版，每年可以在全國幾十個省份收取租型費；地方出版集團也歡迎這樣的合作——通過教材租型取得的收入成為它們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因此，出于地方利益考慮，地方新聞出版局和出版集團千方百計想保留計劃經濟時代的“租型”。

　　于是，就出現了馬朝陽不理解的怪現象。教育部［2005］15號文件明文規定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要完整轉發教育部《教學用書目錄》，不得刪減或增加，并嚴格規定全國各地市要在教育部《教學用書目錄》內選用教材。

　　但在實際招標過程中，一些省市的教育廳為保證地方利益，對教育部《教學用書目錄》進行了大量的刪減，有些省市教育廳做出了不給本省市出版集團租型的出版社教材就不準列入本省《教學用書目錄》，不準進入本省教材市場的荒謬規定，從而把那些不愿意被租型的出版社教材拒之門外。

　　為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一些試點省份在制定招投標政策和評分標準時設置了一些特殊要求。比如四川的招標要求，中標出版社，要與該省印制單位有三年以上穩定印制業務關系，要在該省有三年以上的教材發行供貨經驗，甚至要在該省實現納稅等等。

　　“像這些荒唐的要求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參與這個省的投標。”這讓葉子覺得這些試點省份根本就不想讓外地的出版社中標。招標結果也證實了她的判斷：凡是參與投標、手里有教材的外地出版社，沒有一個中標。中標的都是當地的出版社，但他們手里并沒有教育部批準使用的教材。

　　對這些原創出版社來說，如果按照人教社與地方社的合作模式，它將面臨高額投入血本無歸的可能。為維護自己的利益，絕大多數原創出版社拒絕向中標的當地出版社提供教材租型膠片，結果這場招標以流產告終。僵持到最后，四川省只得與北師大這些沒有中標的出版社重新談判，由他們在當地直接印制，交由新華書店發行銷售。

　　“地方實際上想保留與人教社合作獲得的經濟利益。”一家出版社的發行經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向記者提供了一份廣西教育廳去年4月25日頒發的(2007年8號)文件。該文件里稱：“根據自治區領導的指示，要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課標實驗教材在廣西的市場份額接近或達到50％，以確保廣西出版總社繼續獲得人教版教材租型權。”

　　在文件后的附錄版本調整情況也顯示，從2007年秋季起，在廣西境內使用的江蘇教育、北師大、四川、仁愛等近十家出版社的教材被全部調整為人教版教材。

　　我的教材是我的嗎？

　　“電腦生產商可以自己設計、生產、銷售電腦，我自己主編、被教育部認可的教材，卻不能自由地印刷、發行和銷售，這是不是變相剝奪搞出版最基本的權利？”華東一家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張非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說。

　　這樣的疑問，從國家發改委2001年的教材招投標試點時就有了。只不過那次在福建、安徽和重慶招標試點只占上述3省學生總人數的10％，人數不多，涉及的利益不大，出版社能夠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實現直接供貨新華書店實現銷售，因此無人出來抗議。

　　到了2005年，11省開始招標試點，讓各出版社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強制租型”導致出版社的利潤大幅度下降。而到了2008年，這個讓他們活不下去的教材招投標即將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面對可能的滅頂之災，本來不愿意站出來面對政府部門的出版社，選擇了吶喊和抗議。

　　“招投標侵犯了我們的著作權。因為教材是我們投資編寫的，版權是我的，你憑什么強制我租型？不經過我同意就拿我的教材去招投標？為了打破教材編寫出版壟斷，教育部已經搞過一次教材編寫招標了。如果發改委這個制度在旨在打破發行壟斷，可以直接搞發行權招標，為什么還要出版社參加印制權的招標呢？”馬朝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經過8年市場開發，北師大教材全國市場占有率為25％，僅次于人教版教材。最讓他們氣惱的是，自己的教材被強制租型后，他們只拿到3％的租型費，而他們還要給編寫人員2％的版稅，而剩下1％，根本就不夠支付被租型的地區教材的維護、修訂、培訓費用。“如果被租型，我們一分錢不賺還要賠錢。所以我們寧愿停租。”葉子說。

　　一些小出版社沒有北師大這樣硬氣。“胳膊怎么扭得動大腿呢？如果我不租型，等于我就退出教材市場。我拿著教材又有什么用呢？”西部某出版社的發行經理說。

　　張維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打破行政壟斷，降低教材價格，招標的動機是好的，但這幾年實施效果不佳。

　　江蘇教育出版社教材部主任楊九詮經過調查發現，非試點地區教材價格降幅反倒比試點地區高——在11個試點地區，通過招標方式教材平均降幅8％，只有江西省降幅高達16％以上。而在非試點地區，教材平均降幅為11％，北京、天津地區降幅為13％至15％。

　　作為圖書出版和發行的主管部門，新聞出版署面臨兩難處境：如果徹底打破教材出版和發行壟斷，整個出版行業和新華書店系統的經濟收入將銳減，沒有人敢對此負責。因此，地方政府在教材招標程序上采用各種辦法，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計試圖保留租型制和教材發行壟斷的現實。

　　一直試圖染指教材發行的中國郵政報刊發行公司很失望。早在發改委推動的教材招投標試點工作剛啟動時，郵政報刊發行公司就躍躍欲試，但在第二輪發行招標試點中，各地郵政企業雖然參與了投標，但多數地方未能中標。個中原因和教材招標相似，他們被一些地方的招標細則擋在了門外。

　　而制定招標方案的國家發改委也容忍了這個現實。對這個程序不完美的招標，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王強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發改委將堅定不移地推動全國范圍內的招標。

　　而更早的時候，王強在接受《財經》雜志采訪時解釋：“試點之所以沒有一步到位，是考慮到教材出版市場的現有格局和實際情況，避免給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更大沖擊。但有一點應該明確：行政性的租型出版遲早會被取消。”

　　但是，這些出版社已經等不及了，他們甚至懷疑，自己能否看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