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留得溫情滿人間

　　“著名七月派作家、翻譯家、學者、教授賈植芳先生離我們而去。”4月29日上午，我來到上海賈植芳先生的家里——復旦大學第九宿舍。物是人非，一切如昨。我的眼淚止不住嘩嘩地流。我看見先生家里所有的物件， 居然和我15年前跟先生讀書時沒有任何變化。先生晚年的清貧，我在那年久失修、斑駁破損、處處坑坑洼洼的地板上，感同身受。 

　　笑稱弟子“煙酒生” 

　　1989年我有幸考取了賈植芳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那時候，先生家里幾乎無一天沒有人來訪。每天吃過早飯之后，先生便坐在書房里翻閱書報，有人進來，不管報讀到哪里，書翻到哪頁，他都會馬上“迎客”，從來不介意有人打擾他。我曾經問他：這么多人來找您，得耽誤您多少時間啊？先生卻說：沒關系沒關系，有事來訪的，能解決就解決，能幫忙就幫忙，沒事來訪的，聊聊也挺好。先生一生喜煙酒，男生去他家里，先生總是煙酒招待，他笑稱我們都成了他的“煙酒生”啦！ 

　　最后一次見賈先生是在1996年，先生來北京參加作家代表大會。那時候，我剛到一家報社擔任社會新聞版主編，于是扒著先生的耳朵說：先生我升官啦。我以為先生會像過去聽到我們每一點進步的消息一樣，連聲說好好好，但這次先生根本沒搭我這茬兒。他故意面露疑惑，之后皺著眉頭突然問我：某某市長退休了？我一下沒有反應過來，回說：“沒有啊！”當即先生反問：“你不是說你升官啦？！”隨即哈哈大笑。我恍然，先生幽了我一默。 

　　整理書稿為病妻 

　　先生和師母一生顛沛，未生子女。而先生當年又堅持申請退休而拒絕享受“離休”。結果，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沒有任何其他津貼。 

　　1997年，任敏師母病重，每天僅用藥一項就得500多元。師母早年受賈先生牽連，被發配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區的一個小學校任教，并在那里辦了退休手續之后回到上海，她連微薄的退休金都難以及時拿到，更說不上公費醫療。師母住院之后，賈先生經濟上一下從清貧上升為困窘。 

　　家里所有的積蓄用完了，先生不跟任何人提及錢的事。這位86歲的老人，整理自己的舊稿、日記、書信、回憶錄，寫各種約稿文章。這是先生能夠為師母籌措治療費用的唯一手段！在師母住院的三四年時間，他每天辛苦工作，先后出了回憶錄《獄里獄外》等七八本書。雖然有些書也拿不到多少稿費，但是，先生盡了他最后的力氣。 

　　“就這樣，當錢花到無錢可花，藥用到無藥可用，夢做到無夢可做的時候，任敏師母奇跡般地闖過了生死大關，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她依然昏睡不醒，但她回到了先生的身邊，安心地睡了整整三年。”這三年，賈先生親自照顧師母，事無巨細，他每天晚上都要看著師母把他親自安排的食物吃下去，才放心地去睡覺。 

　　彌留之際情依依 

　　4月23日，即先生清醒的最后一天。 

　　李輝從北京打來電話，先生親自接電話，說一句：思和在！然后把電話交給陳思和老師。這句話，他是告訴李輝，你放心，思和在這兒，你不用惦記我。應必成、鄧逸群夫婦來醫院看他，先生說：你的學生去上海大學了。見宋炳輝，先生問他：你翻譯的書出了嗎？…… 

　　因為氣喘，先生只能簡單地說一句。而他對每個人所說的這句話，都表明：雖然病重，但先生的心里，惦念著每一位親朋好友和弟子。而這份惦念，是那么實在具體，一如往常對大家的關心。他關心他的每一位朋友、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