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為絕跡文化唱挽歌

　　朱幼棣身上有一股書卷氣，就像他的文字充滿書生意氣一樣。 

　　朱幼棣 曾經是新華社著名記者，專跑中央常委線，現任國務院研究室司長。無論是作為記者，還是轉型成為官員，均心懷天下，長期關注城市發展、文化遺存和民生問題，著有《沉默的高原》、《中國世紀大災變》等。

　　絕種　意氣記者 憂國書生 

　　朱幼棣被稱作“絕種文人”，這個底子是在當記者的時候攢下來的，那時候他在新華社負責簽發所有和工業相關的稿子，由此也就有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面關切和研究。 

　　“我的經歷很獨特，經歷這么多的人很少。”被問及個人成長經歷時，朱幼棣最先拋出了這樣一句話。更多的人提到朱幼棣時，會把他多年的新華社記者生涯（跑中央常委這條線）和如今的政府官員身份（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司長）拿出來說道說道，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礦里當過技術工人，在學校里當過民辦教師。 

　　朱幼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學里當代課教師，只學到高一數學的他，愣是教了兩年的高中數學。后來有機會進國有企業當工人，他便離開校園去了浙江省205礦當技術工。主要的工作就是下礦進行測量放樣，比如礦上需要打口斜井或者天井，那朱幼棣就要測量好給畫好圈。這一畫圈就畫了四五年，畫到了1977年。 

　　朱幼棣是1978年考上山東大學的。畢業的時候，新華社前總編輯南振中親自到山大挑人，朱幼棣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已年過30的他從教室里一出來，就聽到有人對南振中說：“這個就是朱幼棣！”山大那屆中文系一共有4個人進了新華社，朱幼棣是其中之一。 

　　因為以前當過技術員，朱幼棣一進新華社就被分到了工業組，他說從1982年進入新華社開始，自己便見證了城市體制改革的整個過程。1985年從南極采訪歸來，朱幼棣升職為副主任，負責簽發稿子，新華社各分社所有與工業相關的稿子都要經過他的手。正是職業“所便”，讓他有很長時間持續關注國家發展與歷史變遷中的一系列事件，并將自己的個人興趣融入到這些大事件中。 

　　“當記者時間長了其實很消磨人的意志，因為出名太容易，自己能思考的東西卻很少。”這是朱幼棣這名老記者對這個行業的總結與感嘆，他說很多人當記者10年以后，家里卻還是只有那幾本書，很少有人買新書。除了寫稿子以外，不愿意再寫其他的東西。 

　　當然，朱幼棣并不在他自己總結的這些門面記者的行列之內。1987年，朱幼棣去新疆喀什采訪，聽說南疆有一個村子里的人說著“法語”，領救濟糧的時候趕著毛驢車載歌載舞。朱幼棣馬上想到，會不會是吉卜賽部落？他進而想到，這些人可能在南疆結束了流浪生活過上了定居的日子，或許可以去做一則紀實報道，講述他們的幸福生活。但他趕到村子之后卻發現，當地人民的生活和自己假想的完全不一樣，不僅不富足，而且是一貧如洗，每家每戶都靠要飯維持生計。 

　　這件事，朱幼棣寫出了三個東西。第一個是內參，他向中央政府反映，南疆還有這樣一個一貧如洗的村子，后來中央派來了調查組下發了文件解決當地的困難；第二個是《半月談》上的一篇文章，講的是村子里的民俗風情；第三個是一篇紀實小說，發表在《萌芽》上。老朱的一趟南疆行成就了三篇文章，而同去的記者卻因為現場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樣而非常失望，最終什么都沒有寫。 

　　在老朱眼中，一個好記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不是一見到領導就點頭哈腰的，這樣才會被別人尊重。 

　　絕跡　這些年留下了多少永遠的遺憾 

　　《后望書》從古潼關的毀棄開篇，之后福州三坊七巷、北京長安街雙塔、河西走廊、玉門關，一路寫下來，我們跟著朱幼棣走了一遍中國的歷史遺跡，也跟著他經歷了一場哀傷之旅。 

　　《后望書》的成書多少有些偶然，其實不過是曾經在新華社的同事、著名的財經書作家吳曉波看到了朱幼棣的幾篇散文，說，文章是好文章，怎么不出成一本書呢。書名是兩個人商量出來的，這部歷史文化散文的著作中關注了中國近50年在工業化進程中走過的曲折道路，朱、吳二人覺得，我們總是喊著向前進的口號，也該找時間收住腳步向后回望了，于是“后望書”這樣的名字就碰撞了出來。 

　　要說這本書的寫作，時間跨度可以向前延伸到1982年秋天，剛進新華社工作的朱幼棣當年11月參加了國家枝柳鐵路驗收團的驗收工作。枝柳鐵路就是從湖北的枝城到廣西的柳州，再往北走是河南的焦作。當時正是中蘇關系緊張的時候，為了戰備需要，這條鐵路在湖南、廣西境內都是走山路。驗收的時候，驗收團說，這條鐵路如果修建的時候往東邊移幾十公里，就可以取得很大的經濟效益，可以帶動一大片地方的經濟發展。“可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把鐵路往西邊移了幾十公里，洞、隧、橋相連，結果現在除了張家界景區，沒有中心城市在這條鐵路上，對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局限很大。”那次驗收給朱幼棣的觸動很深，從那時開始，他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半個世紀以來國家在決策中的一些失誤和不足，也間接成就了這本書的寫作。 

　　《后望書》里主要涉及的是兩部分內容，一是城市建設文化中存在的問題、二是環保水利中存在的問題。開篇就是三門峽大壩和古潼關。三門峽大壩是現代水利甚至新中國的標志性工程，三門峽水庫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360米，按照這個水位，附近的陜州老城、潼關和蒲州古城，以及方圓百里的村莊都要沉沒庫底。于是數十萬居民遷出家園，上述古城被拆毀，可是，三門峽水庫蓄水水位剛剛過300多米，就已威脅到了關中平原的安全，水庫水位被迫降為310米。潼關等古城并沒有被大水淹沒，更未沉到庫底，但居民已遷，棄城荒涼，造成了無水的淹沒！ 

　　“三門峽這個工程即使是非修不可，也沒必要把它修在三門峽景區上面。”朱幼棣說，三門峽黃河中有兩個小島，把黃河急流分成三支，一個是人門，一個是神門，一個是鬼門。三門峽兩邊都有寺廟，有古建筑群。如果大壩能夠往東移一千米，所增加的成本有限，但是卻可以把三門峽景區，把黃河水咆哮過三門的壯麗景觀保留下來。“如果三門峽景區還在，門票100元一張的話，每年200萬人，一年創造經濟效益就是兩個億，這兩個億是純利潤。” 

　　朱幼棣前后去過潼關兩次，等到2003年第二次去的時候，上一次去拍的過街樓已經被拆掉了，而且潼關的西門城樓遺址里面還修了一個高速公路的大轉盤。他明白，想要恢復杜甫筆下“士卒何草草，筑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的潼關古城已經是完全不可能了。 

　　潼關、陜州、蒲州、長安街雙塔、福州三坊五巷、武當山遇真宮、河西走廊、玉門關、疏勒河、張掖、陽關海、蘇干湖、居延海、三江源、奉節……朱幼棣的十篇“后望之書”，記錄下的是一次次永遠的遺憾，一處處再也恢復不了的遺跡。 

　　絕唱　不要總說頌歌也要談談挽歌 

　　朱幼棣在書里，好幾次說到挽歌這個詞兒，甚至還把它與頌歌對舉，其中透露出的，正是意氣書生的家國情懷。 

　　除了文化，朱幼棣更關心的還有民生，《后望書》中，絕大部分篇什都與水有關，而對于“水”這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話題，朱幼棣也有著與眾多“專家”不一樣的觀點。 

　　這些年，很多人叫嚷著西北地區水資源嚴重短缺，干旱嚴重，這也成了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理論基礎之一。對此，朱幼棣卻說，西北其實是中國水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這個證據是什么呢？我們談資源，其實就是組合三個數據，一個是面積，一個是人口，一個是水量，如果把面積跟降水量、水資源量進行組合，西北地區確實是水資源很短缺。但是用人一平均，西北地區就變成了華北地區的好幾倍，所以從人均說，西北是中國水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這些年，我們在西北地區包括河西走廊，包括新疆，大量地墾荒，發展商品糧基地。其實應該算一算西北種糧的成本。一次專家討論會上，朱幼棣提了一個“小麥耗水系數”的問題，即產一公斤小麥用多少公斤水。東北地區的小麥耗水數大概是600，西北地區要超過1000。“按照這樣計算，我們就能看出很多引水工程合理不合理了。東北有自然降水，西北幾乎沒有。種一公斤小麥要一千公斤水，如果調長江水進黃河，85%的水都用于農業灌溉，那么，種麥的成本就相當昂貴了。引一千公斤水需要多少錢啊。” 

　　另一個和水資源相關的案例是居延海干涸的問題，朱幼棣是在一次對當地地質隊的采訪中聽到這個消息的。后來他來到居延海，卻發現隨身帶著的地圖上，那密密麻麻的地名很多都已不存在了，湖也全部干涸。很快，朱幼棣將這些場景寫成內參上交到中央，后來中央把黑河治理作為水利工程的一個重大項目，把黑河的調水作為西北找水的重點工程。 
　　
　　“我記得后來有關部門還出了一本書，叫做《綠色的頌歌》，講黑河怎么調水成功。我想了一下，當時我們把居延海和黑河的水搞沒了，這也是一個綠色的挽歌，為什么不說綠色的挽歌呢，光講頌歌。”朱幼棣的此番話實在是說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 

　　如今，朱幼棣早已轉變身份成為了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司長，和當記者的時候一樣，他還在忙著調研，并且寫出一份又一份的調研報告，只不過，比起過去他考慮的問題更宏觀了，視角也更開闊了。在北京的時候他堅持每天練習幾小時的書法，依然保持著一份典型的書生氣。吳曉波評價他是一個行將絕種的文人，他笑笑說，這大概還是因為自己的書生意氣，常懷憂國憂民之思，有時候還顯得不合時宜。

朱幼棣 著 中信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