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曾被視為“反共作家”

　　宴會上，只要有倪匡在場，差不多都是他一個人說話，天南地北，海內海外，“葷素不擋”，我們常常聽了大笑。我清楚地記得，在金庸豪華的家宴上，倪匡痛飲威士忌，喝完一瓶就對金庸夫人說：“小二，拿酒來!”查太太立即就拿來一瓶。

　　瑣憶倪匡

　　前些時看鳳凰衛視曾子墨采訪香港奇才倪匡，但見他大腹便便、拄著拐杖，蹣跚地走入鏡頭。僅比我大兩歲的他，讓我吃了一驚：這老兄怎么老成這樣？莫非像當年大理寺評事雒于仁上疏批評萬歷皇帝說的那樣，是被“酒、色、才（按：財文是財，我看倪匡非財迷，稿費豐厚，也不缺財)、氣”掏空了？但隨著采訪的進行，倪匡對答如流，實話實說，思維敏捷，嘻嘻哈哈，我這才感到，眼前的倪匡還是那個口無遮攔、幽默風趣、神采飛揚的倪匡。老的是容顏，不老的是那顆熾熱的赤子之心。

　　曾被視為“反共作家”

　　1988年初，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了史無前例的“國際武俠小說研討會”，一位不肯透露姓名者贊助了一筆巨款，金庸先生贊助了10萬港元。我說的“史無前例”，并非夸大其詞，武俠小說——尤其是以金庸為代表的新式武俠小說，盡管擁有眾多的讀者，但從來沒有舉辦一次國際討論會，把武俠小說置于學術殿堂，由專家、學者于學術層面加以分析、評判。應邀到會的有美國、法國、中國大陸及香港臺灣的多位學者。大陸赴會學者有馮其庸、馮育楠(已故)、胡文彬、馮統一等。但他們辦入港簽證相當不順利，以致會議結束后才趕到。我呆的機關是“大廟”——正部級單位中國社科院，院外事局的同志辦理出國簽證非常有經驗。因此，我準時到會，成了大陸代表中的獨行俠、“任我行”，有了與赴會學者及嘉賓交流的較多機會。

　　早就聽說過倪匡的大名。以前我已來過香港，我院“情報文獻中心”的港、臺報刊不少，我常去閱讀，知道倪匡是位文學奇才，一天能寫一萬多字小說，同時為幾家報紙寫小說，這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就說我吧，沒人說過我笨，下筆千言，不打草稿，但要我每天抄一萬字，絕對受不了，更別說寫一萬多字的小說了!他以衛斯理筆名發表的幾十部長篇科幻小說，天上人間，千奇百怪，想象力的豐富、詭異、瑰麗，著實讓人驚嘆。我記得研討會的第二天上午，倪匡風風火火地趕到會場，坐下來就大聲說：“我看了學者們的論文，也聽說了發言情況。你們太嚴肅，太正經了!武俠小說是寫給讀者看了玩的，他們看了開心就好，哪有那么多思想性、學術性?我也寫武俠小說，從來就沒有想到那些。”他的這番話，真是語驚四座，讓我輩冬烘一愣。我立刻問身邊的《明報》記者林小姐：“此公是誰?”她小聲說：“倪匡先生。”我情不自禁地“哦”了一聲。會議期間，有幾次宴會，我曾與倪匡多次交談，聽他滔滔不絕、出語驚人的妙論、宏論。

　　倪匡曾被目為“反共作家”，他的作品在大陸被封殺(按：近十年來，他的科幻小說己在大陸出版)。我確實聽他笑著說過對中共很刺耳的話，但我也聽他很嚴肅甚至感嘆地說過：“啊，大陸搞改革開放，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共產黨；臺灣已經政治民主化，中國國民黨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國民黨。海峽兩岸都有很多新變化，讓人目不暇接!”我以為，倪匡的這一看法是理性的、客觀的。倪匡常去臺灣。他說，多年前，國民黨有位將軍曾邀請他去談寫劇本事。此人很闊氣，手槍是鍍金的。他要求倪匡寫國、共打仗，甚慘烈，最后國軍大獲全勝，共軍落花流水。倪匡忍不住說：“戲怎么能這樣編?你們大獲全勝，共軍落花流水，那么是誰把你們趕到臺灣了?”這位將軍一聽大怒，竟拔出手槍來，倪匡立即從他家落荒而逃。倪匡笑著說：“國民黨的一位老將軍，就這個水平，讓人哭笑不得，還揚言反攻大陸，虧他想得出!”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一件事：10多年前，我在從香港返京的火車的軟臥席內，與一位臺灣退伍的國軍老營長聊天。此公安徽人，70多歲，滿口金牙，準備去內蒙探望戰友。他跟我說：“什么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是根本沒有的事!實際上，他們就是在我老家大別山里轉來轉去而已。”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一位將軍，一位營長，如此水平!

　　“你應當叫倪無匡”

　　宴會上，只要有倪匡在場，差不多都是他一個人說話，天南地北，海內海外，“葷素不擋”，我們常常聽了大笑。我清楚地記得，在金庸豪華的家宴上，倪匡痛飲威士忌，喝完一瓶就對金庸夫人說：“小二，拿酒來!”查太太立即就拿來一瓶。他感嘆地說：“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好喝的酒了!”一邊飲一邊說：“我是臺灣一位大酒商的代言人，廣告片在電視臺放過很多次，我過臺灣海關時，工作人員立刻就認出我。有一次，一位朋友一定要我寫一副對聯送給他，我大筆一揮：“喝酒要論好歹，做愛不遺余力。”金庸微笑著說：“那你就不遺余力好了!”馮其庸忍俊不禁地說：“你哪里是倪匡啊，應當叫倪無匡。” 倪匡聽后大笑。倪匡還說起，他曾經與臺灣一位女友打得火熱，結果被其夫告上法庭，很狼狽，幸虧他的好朋友瓊瑤給他獻策，趕緊躲到美國去，官司一拖，不了了之。他依計而行，果然平安無事。我心想，倪匡真是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恐怕中國文壇上，沒有比他再襟懷坦蕩了!

　　當然，倪匡一本正經說的有些故事，是真是假，我們聽了一笑置之而已，料想其他在座文友亦如是。例如，他說他的好友古龍并非病死，而是被人謀害：這個兇手的暗器，是套在手指上的，能飛速旋轉。又說他去臺北奔喪，在古龍的棺材蓋上，鑿了個小孔，將一瓶XO打開，放在一個支架上，酒瓶打開，呈45度傾斜，酒剛好一滴一滴地透過小孔，滴到古龍的嘴巴里，好讓他死后仍有好酒喝。這樣離奇的情節，倪匡似乎不是在跟我們講往事，而是正在寫著武俠小說，無人質疑，掃他的興。我想朋友們都心照不宣，默想：“我輩是何等人哪，老兄說的分明是小說家言嘛!”

　　香港才是真正的家

　　倪匡并不是恃才狂傲、目空一切的妄人，他對朋友是真誠的，金庸就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之一。與倪匡第一次見面時我還是副研究員，但他沒有怠慢我。在金庸的家宴上，我與倪匡緊挨著入席。當戴著很高白帽的廚師送上鮑魚時，金庸說：“我在北京，趙紫陽總理請我吃飯，也有鮑魚，但那是渤海灣的，這個鮑魚是泰國的。”倪匡馬上問我：“王先生，你知道這只鮑魚多少錢?”我說“不知道”。他說“兩千港幣”。這讓我吃了一驚!當時我的月工資才幾百元人民幣。(按：后來我在香港用金庸先生預付給我的稿酬3000港元，花了2000元，買了一臺日本原裝東芝牌冰箱。金庸“預付”云云，客氣話而已，他知道大陸我輩均窮儒也，擔心我們在香港缺錢花)接著廚師又給每人上了一小碗燕窩粥。倪匡很客氣地把他的一碗也讓給我，說：“這是真正的泰國燕窩，一小碗五百港幣呢，你都吃了吧。”這使我感受到了倪匡的真誠。香港的大名人都不用名片，金庸、倪匡都如此。倪匡隨手撕了一張紙條，給我寫了他的家址，這張字條，至今我還保存著。我請他挑一本他的雜文集、一本科幻小說寄給我，他說：“一定。”我回到大陸后，過了兩個多月，才收到海關轉來的倪匡雜文集《皮靴集》、小說《藍血人》，《皮靴集》里夾了幾十張海關檢查時的紙條，但終于還是給我了，沒有沒收，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禮尚往來，我隨即給倪匡寄去我的作品。1992年，我的一本雜文隨筆集出版，給倪匡寄去，不久卻被香港郵局退了回來，說該址無此人。我以為他搬家了。所幸我很快應邀到中文大學歷史系演講，朋友們告訴我，香港街頭，有一名右派記者被人打死，本來是個刑事案件，與政治無關，倪匡卻很擔憂香港回歸后他的安全問題，舉家移民美國舊金山去了。我想，這是隔膜的悲哀。但2006年，倪匡又舉家返港定居。在接受曾子墨采訪時，他坦承自己當年對回歸的看法和預估是錯誤的。當然，他回香港也是為太太考慮，說：“她住到美國后，像一朵花蔫了，而回到香港后，這朵花又水靈了，像水澆過的一樣。”我真為倪匡高興!

　　我的小姨子從美國來，送我一瓶威士忌。此刻，是北京寧靜的春夜。遙望香江，我舉起酒杯，默默地祝福：倪匡老兄，別來無恙乎?干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