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感懷王元化：他用情懷做學問

　　5月11日，導演彭小蓮一早就趕去靈堂給老學者王元化先生獻上精心挑選的花籃——這位1920年出生的著名學者5月9日晚病逝于上海瑞金醫院。挽聯上彭小蓮四姊妹以侄輩自署。“‘胡風分子’之間不稱‘同志’，互稱‘兄弟’，他給我送書什么的都叫‘賢侄’。 ”彭小蓮說。

　　彭小蓮之父彭柏山是1949年后接替夏衍的第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在上世紀50年代被打成黨內級別最高的“胡風分子”。1955年，王元化也受胡風案牽連而被打成“胡風分子”。彭柏山和王元化初識于上世紀50年代初，上世紀60年代初從青海改造回上海后，王元化成為彭柏山當時屈指可數的密友。

　　1982年后，王元化擔任過兩年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他上任后的第一個春節，邀請了賈植芳教授等“胡風分子”去看一場小范圍的春節聯歡晚會。當看到晚會中有革命樣板戲時，王元化起身離場，“一幫‘胡風分子’集體離場了。何滿子叔叔講給我聽的。”彭小蓮說。王元化雖然酷愛京劇并卓有研究，但他時刻保持著理性和警惕：“樣板戲在許多方面蘊含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實質。‘以階級斗爭為綱’、‘三突出’、‘高大全’等藝術理論與實踐，是把過去長期延續下來表現為極左思潮的教條主義推向了極端。”

　　“搞創作就要給人空間。”王元化在任上時，迪斯科在上海剛剛興起，有舞蹈家向他舉報：“這種東西怎么能看，你們要出來管一管。”王元化答復：“文化要多元化。”上海一家劇院斥巨資排演的經典歌劇《卡門》演出受阻。有人打報告給王元化，稱歌劇中的一位女主人公“不正經”，他說，“這是世界名著，總要讓人家演兩場吧。”

　　王元化在任上時，彭小蓮卻不怎么聯系“元化叔叔”。直到1997年春天從美國學成回國，拍完偵探片《犬殺》，王元化和張可“互相扶著”來上海電影制片廠觀摩。

　　2005年籌拍反映趙丹和黃宗英愛情故事的《上海倫巴》時，王元化極力爭取市委宣傳部支持這部“對中國電影百年有意義”的電影，“他說我爸爸是老部長，說我很有才氣”，“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個市委宣傳部的信封寫信給他們”。

　　“生平怕官”的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朱維錚初識王元化、張可，是在恩師周予同家里。張可是周先生早年的學生。“在我出生那年，他已經參加到抗日活動之中”，朱維錚視年長自己16歲的王元化先生“為老師和忘年交”，認為王元化1952年最早的那部論文集的題目“向著真實”，“很能代表他一生的真實”。最近幾年，哪怕臥病在床，王元化仍很關心社會公共事務，對大學擴招和產業化改制公開表示異議，他認為要吸取1952年盲目學習蘇聯的院系調整的教訓。

　　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隆溪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王元化先生是當今中國文化和學術界一位重要的領袖人物，同時又是一位十分謙和厚道的長者。他十分注重傳統學問扎實的訓練和基礎，長于考據訓詁，同時又具有現代知識分子注重個人人格和權益、關心公共事務、爭取社會公正和自由的特色，所以他的學問既包括傳統的國學研究，又注重五四運動前后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和學術，同時對西方哲學、歷史、美學和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而且這些學術研究又都與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問題密切相關。”

　　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認識王元化，是1988年，其導師王瑤先生主持一個“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的項目，在王國維以降的20世紀文學研究者中加入了王元化唯一一個在世的學者。當時，陳平原還不理解導師的選擇，而且“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對前官員也不太愿意接觸”。及至上世紀90年代，陳平原和學術同仁編《學人》雜志，與王元化先生強調學術研究純粹性的《學術集林》異曲同工，《學人》刊發的王元華先生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成為“90年代以后反思‘五四’的重要文章。”

　　最近十年，陳平原每年去上海都會去慶余別墅拜訪王元化，他印象最深的是“王先生基本上不跟我談病”，“不太喜歡討論誰上來誰下來的政治風云變幻。”在陳平原看來，王元化先生“有歷史感，有擔當，又有趣味和文人氣，有文人氣才顯得可愛”。

　　陳平原發現，上世紀30年代的學術和大學已經比較成熟，當年那一批學者通過“隔代遺傳”影響了他們77級78級這一代學者，“理解80年代學術，應該把它與30年代的大學教育掛鉤。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傳身教有關。他們沒有講多少大課，但學生們會主動去接觸，去品味，去追摹，去傳說。更何況還有剛剛建立起來的研究生制度，使得一些入室弟子，有更多親炙的機會。”

　　概括王元化的學術人生，陳平原說他是“用通人的情懷來做專家的學問，以專家的功力來談通人的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