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盜版要從發行銷售環節入手

外研社副社長王芳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經過二十九年的奮斗，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已經發展成為我國規模最大的外語出版機構。每年出版4000余種出版物，其中新書1000種左右，重版書3000多種，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近300余種；僅2007年外研社發行碼洋就超過16億元，總資產達到9.5億元。就在執著的外研人用智慧鑄就輝煌時，盜版就像趕不走的惡魔一樣，向他們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攻擊，于是打盜維權就成為他們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近日，《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了外研社副社長王芳，她介紹說，外研社打盜維權的目的就在于為正版銷售保駕護航。

　　版權保護辦公室因運而生

　　作為外研社主管打盜維權的副社長，王芳分析說，十多年來，圖書業出現了一種非正常現象：什么圖書暢銷，什么圖書就會被盜版，有人戲稱盜版是暢銷書的風向標。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國熱、學外語熱促使外研社迅猛發展，如《許國璋英語》、《張道真實用英語語法》、《現代漢英詞典》、《中學英語語法》、《新概念英語》等都是當時市場上最暢銷的圖書。也正是從那時起，一些盜版書商看到這些暢銷書的價值和潛在的發展空間，將這些暢銷書當成了他們的搖錢樹，大量非法復制、發行這些圖書，肆無忌憚的盜版給發展中的外研社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對此，外研社領導清醒地認識到，出版社必須自己先站出來配合國家有關部門維護自身的權利，外研社版權保護辦公室因運而生，隨著業務的不斷拓展，“版權保護辦公室”隨后更名為“法律事務部”，主要承辦全社的法務管理、合同審核、網絡授權、網絡維權和傳統的圖書與音像制品的維權工作。用外研社原社長李朋義的話講：“就是只要盜版現象存在一天，我們的維權行動就將進行一天。”

　　五種侵權盜版形式

　　“外研社的打盜維權工作已經做了十幾年，發現被盜版圖書主要分為三大塊，即一般圖書、各類外語工具書和大、中、小學教材、教輔。”王芳進一步分析說，現在盜版侵權的形式可謂多種多樣，大概可分為五種：

　　●第一種，完全盜版盜印，這也是盜版量最大最常見的；

　　●第二種，一些培訓班以培訓為由將外研社的圖書掐頭去尾，再貫以培訓班的名稱，從而堂而皇之地成為培訓教材，這種盜版形式隱蔽性較強，如果沒有舉報是很難被發現的，不過一但發現進行索賠的工作要相對容易些；

　　●第三種，將外研社的幾本圖書匯編成冊，重新冠名；

　　●第四種，大范圍摘抄剽竊，就像電影賞析一樣，書中再現外研社圖書的內容，然后再對每個內容加上注釋，當然現在不僅是以書的形式存在，還可以是光盤形式，另外還有的盜版書是將多個出版社的圖書內容進行摘抄剽竊，這樣他們就可以有效地規避相關的法律責任，打法律禁區擦邊球；

　　●第五種，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通過互聯網將外研社圖書的內容上傳，供用戶下載，這類侵權行為目前對出版社潛在威脅是最大的。

　　面對這些層出不窮的盜版形式王芳感慨地說：“出版社出版的暢銷書一般是可以盈利的，但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不可能都是暢銷書，還有很多是非暢銷書，即非盈利圖書。而盜版商一般只盜印暢銷書，他們以最小的成本賺取了最大的利潤，因此出版者應當清醒的認識到：盜版侵權行為對出版社的巨大危害性！”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外研社法律事務部的工作人員也分析說，近些年盜版圖書的質量越來越好，甚至有些盜版書的質量已經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盜版書商已不再是“土八路”，其中很多都是高學歷者，他們對市場做了細致的分析，已經向專業化發展，比如做外語類書的就專做外語類書，而且已形成系統和規模。

　　堅持走自己的打盜維權路

　　王芳就有限的出版資源和無限的印刷資源間存在嚴重不匹配問題分析說，據了解，全國有570多家出版社，注冊的印刷廠有40萬家，沒注冊的地下印刷廠也不少于40萬家。正是由于有限的出版資源和無限的印刷資源間的嚴重不匹配，才讓那些非法出版物屢禁不止。面對狡猾多變的盜版商，外研社的態度始終是決不手軟，永不放棄。他們對盜版有著獨特的認識，他們看重的不是盜印也不是使用盜版圖書的個人和單位，而是發行銷售環節。因為只要將發行銷售環節控制住，那些非法印制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讀者手里的盜版書也就少了。所以他們堅持發行、銷售才是盜版圖書的源頭這個理念，從密切關注非法印制、發行和使用三個重要環節入手。即印刷廠所、民營圖書批發市場或零售書店及各類學校或個別讀者幾個環節。為此，他們一年之中南北馳騁，對全國各大民營圖書批發市場進行暗訪并配合執法部門打擊、凈化。由于長期的堅持不懈，近些年來，全國民營圖書市場已經很難見到外研社的盜版圖書了，而非法印制外研社盜版圖書的現象也減少了很多，這充分驗證了外研社打盜維權的路走對了。

　　打盜維權也能為出版社創收

　　面對很多出版社在通過法律手段進行維權后，有些案子的結果是贏了官司輸了錢。王芳說，外研社經過多年的維權實踐感到，其實只要維權工作做得深入，不但能維護好自身的合法權益，更能奪回大塊發行市場，而且也是個創收的過程。正如采訪中王芳多次表示的：打盜維權就是為正版銷售保駕護航。因為他們在追究各類犯罪嫌疑人的行政、刑事責任外，會盡最大限度的主張自己的民事權利。這樣不但加大了盜版書商從事盜版的成本，同時也可使出版社在經濟上獲利。因此贏了官司輸了錢的認識，在他們眼里應該是企業參與維權初級階段的認識，也可以說是個誤區。而且通常對于要走司法手續的案件他們是很慎重的，如果沒有太大把握是不會輕易立案，問題并不是怕輸，而是不想讓這種侵權的行為，因為判決結果而變得囂張。再有他們會根據侵權人的態度來決定是否起訴，通過判斷侵權人是無意間卷入的，還是蓄意的，是立即停止侵權行為還是執迷不悟繼續侵權。當遇到一些態度蠻橫的侵權人，他們無論判決結果如何，態度非常堅決，一定會要個說法。

　　打盜維權需要政府支持

　　王芳最后對記者說，雖然外研社的打盜維權之路比起其他兄弟單位還算順利，但其中的艱辛也只有他們自己清楚。在維權的路上，無論條件多苦他們都不怕也不在乎，外研社是出版企業，而執法管理的權力在各級政府手中，因此，還需要各級政府的鼎力支持。由于全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地方保護現象還依然存在，面對盜版的危害認識更是參差不齊，一些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對版權保護的認識尚淺，甚至有個別地方政府執法部門對外研社的打假人員說：“北京那么大，不就賣了幾本盜版書嗎？沒必要那么當回事兒，全當是扶貧吧。”每當這時，外研社的維權人員就會大聲呼吁：我國要增加維權力度主要還是先要靠政府的力量，只有加大對版權保護的宣傳普及度，提高各地執法隊伍水平，并盡可能排除行政干預才能讓更多權利人伸直腰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