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王元化先生

　　王元化先生是上海宣傳系統的老領導，我是1991年春天才第一次與元化先生長談的。那年根據組織的安排，我去香港三聯書店任總編輯。臨行前，元化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交給我幾部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書稿，囑咐 我在香港出版。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思辨發微》，由此我也有幸成了元化先生著作的責任編輯。那一次他與我談的更多的是對出版工作的理解和認識。他說，做出版應該有一種執著虔誠誠實的熱忱，以提高全民族全人類的文化水準為使命。這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從那以后，我與元化先生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每次從香港回滬有機會都會到他家里小坐，聆聽他關于文化建設的思想和見解。1993年底我回到上海出版界工作后，與元化先生的接觸多起來了，不斷地從他那里接受各種重要的出版項目，聽取其不斷深化的對思想、文化、社會的最新思考。元化先生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僅僅是其對在市場化過程中文化衰敗和人們素質下降的悲痛和憂慮，更多的是其在整個生命中充滿著極為可貴的文化自覺和文化實踐。

　　下面僅就《古文字詁林》、《李濟文集》、《盛宣懷檔案全編》三個大型文化出版工程的出版談談元化先生身上所體現出的高度的文化自覺。

　　1993年我從香港回到上海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不久又兼任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一天元化先生打電話給我，告之市委領導陳至立、金炳華、龔學平等同志要去華東師范大學視察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古文字詁林》進展情況，他希望我也去看一看。在華東師范大學那間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元化先生指著一萬多只資料袋對我說：“文字學研究是弘揚優秀文化的重要工作，傳統國學沒有這種工作打基礎，等于是空中樓閣。”他還希望出版界提前介入這項大工程。之后，我們按照元化先生的意見，投入人力、資金編輯這套皇皇12卷、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古文字匯釋類工具書。在他的指揮下，經過百余名專家14年的心血，出版人8年的努力，上海構建起一座中國語言文字學長城，前承祖先，后傳子孫，在中國文化出版史上留下厚重的一頁。《古文字詁林》后來還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令人感動是，這部巨著出版后，人們在其中并沒有找到元化先生組織者、指揮者的名字。知道內情的人士感到納悶，有人就此問他，他說：“我就是要破這個例，現在學風不好，學術界需要打假。我又不是古文字專家，掛這個名作什么。功勞都在編纂組，他們不容易。我們這些人就是要做些敲邊鼓的事”。

　　李濟先生是我國著名人類學和考古學家。學者李學勤先生曾經說過：“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后，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2000年的一天，元化先生約我去慶余別墅一談。他告訴我，由學者張光直先生與李濟之子李光謨先生共同編選八年的五卷本《李濟文集》遭遇了出版難。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李濟先生寫下了大量關于中國人類學、考古學、上古史研究的學術論著，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文字沒有在內地系統地結集出版。元化先生問我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能否出版這部具有重大文化價值的學術著作。我們欣然接受了這個重要選題，后來還將之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規劃。經過多年的努力，2006年，在李濟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近500萬字5卷本的《李濟文集》出版了。這一年的7月13日，安陽獲得全票通過，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產。從李濟到王元化，我們看到的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范。李濟先生有一句話，我覺得可以看作是他、也是元化先生為代表的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跡：“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現代學術工作的人。”這是李濟先生寫給張光直先生信里的話，我想這也是說給我們今天從事文化出版的人聽的。

　　“盛宣懷檔案”是上海圖書館收藏的一批珍貴的近代史文獻資料。這批檔案總約17.5萬件，總字數約在1億字左右，上起清咸豐六年（1856年），下迄1936年，歷史跨度達80年。十年前，元化先生就和胡繩、顧廷龍先生等人，不約而同發出整理、開發盛檔的呼吁。元化先生說：“盛宣懷檔案的存世數量之大，內容之豐，涉及面之廣，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對近代中國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補空缺的作用，可以補史之闕，糾史之偏，正史之訛，是一項具有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的文化工程。”他吁請社會更多有識之士來關心、支持這件彰顯中國文脈、有益后代的大事。在市委、市委宣傳部的關心和領導下，上海成立了盛宣懷檔案出版編纂委員會和盛宣懷檔案研究中心，元化先生不顧年老體邁親自出任這兩個機構的主任，主持開發整理這項具有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的文化工程。這項出版任務也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承擔，目前我們已抽調了重要的編輯力量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爭取在2010年如期出版這一巨著，已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元化先生對文化出版工作的關心和支持遠不止上述三個大項目。就拿我們集團來說，我們先后完成的《續修四庫全書》、《中華要籍集釋》、《陳W集》、《海外漢學叢書》、《申報》與《申報索引》、“熊十力作品系列”等一批有重大文化積累價值的出版工程也都凝聚著元化先生的智慧和心血。更使我們自豪的是，元化先生的著述有30余種由我們出版。像奠定他在文學理論研究領域重要地位的《文心雕龍創作論》，首先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來又修訂更名為《文心雕龍講疏》；反映他作為思想家成就的《思辨短簡》，最早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開啟了后來《思辨發微》《思辨隨筆》《思辨錄》《沉思與反思》等思辨系列，大多也交由我們出版；近年來，像《清園談戲錄》《讀莎士比亞》這些文化評論作品也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講，文化自覺的形成是一件十分艱巨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文化自覺本身有一個復雜而又艱辛的過程，而且在于它賴以成長的外部環境在現階段還不盡成熟。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麥克爾·波特在“各國的競爭優勢”一文中曾經對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動力及特征有過精彩的描述。他把經濟發展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要素驅動階段”，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廉價的資源，如勞動力、土地、礦產等；第二階段為“投資驅動階段”，這是以大規模投資和巨大規模生產為主的發展階段；第三階段為“創新驅動階段”，這是以技術創新和新技術帶來的利潤為特征的發展階段；第四階段為“財富驅動階段”，這一階段，由于人們對個性的全面發展和非生產性活動（藝術、體育、音樂、保健、旅游等）的需求大大增加，及由此帶來的生產性投資和生產活動的衰退以及以前積累的國民財富的消耗，成為其基本特征。經濟學家一般認為，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后兩個階段才會產生對高雅文化以及高等社會科學研究的市場需求；而中國目前正處在前兩個階段，又經歷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巨大變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對高雅文化和學術研究等非生產性活動缺乏足夠的市場需求，市場對文化的需求主要局限在通俗和流行的層次上；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的轉換導致一些傳統價值觀念的破滅，而經濟的快速增長又為文化在低層次上運作創造了新的機會。這兩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便導致中國文化工作者中一部分人難免缺乏文化的責任和自覺。

　　從市場需求的角度看，在通俗和流行的層面作一些出版文化工作，以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這無疑也是一種理性的行為，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我們的文化出版工作者僅僅順從于市場“短視”的本性，不從長遠發展的高度來看待文化建設和文化自覺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全人類的重要性，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元化先生對當今文化的悲痛和憂慮是值得我們認真重視的。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學界從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起一直延續至今的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在市場經濟的面前，文化界應該有對文化的自覺，對真理的擔當，對人類前途的關心。在這方面元化先生想得更遠，2001年，他曾經說過：“這些信念和追求并不只是一些光禿禿的沖動與形式化的口號，而是有內容的、考慮后果的、負責任的。”

　　“斯文有傳，學者有師”。王元化先生的文化自覺精神值得我們紀念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