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適合作家創作的城市——海明威在巴黎

　　檔案里留下的一幅海明威和友人當時去參加“圣費爾明節”時坐在一家咖啡館里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五個人，自左至右分別為海明威、哈羅德·洛布、達芙·特懷斯登夫人、哈德莉、唐·斯圖爾特（ Don　Stewart）和帕特·格思里。

　　西方有一句諺語：“每個人都有兩個國家，他原來的，還有巴黎。”（Everyone has two countries, his or herown-and France.）表明巴黎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這一點，美國作家厄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amingwat,1899-1961）是有深切體會的。1950年，海明威曾這樣對一位朋友說：“如果你年輕時就夠幸運地生活在巴黎，那么在以后的一生中，你無論去哪兒，巴黎都會使你流連，因為巴黎是一個流動的圣節。”

　　“流動的圣節”（A Moveable Feast）！海明威不說moveable festival，而特地用了Feast一詞，表明他是懷著敬畏之心寫下這個短語的，因為“Feast”是一個神圣的用詞，在歷史上總是屬于某個與紀念或慶祝農業的、宗教的或社會文化的事件或季節相關聯的日子，不但有舞蹈、體育比賽以及狂歡等娛樂節目，甚至伴隨有紀念性或開齋等慶祝活動。因此A Moveable Feast就都被譯為“流動的圣節”，而不是直譯為“流動的節日”。

　　這也不難理解。海明威是在經歷了四度失敗的婚姻、因家族遺傳的精神疾患感到靈感枯竭并一次次遭受電擊治療的痛苦之后，在自殺的前五年，即1957年以《流動的圣節》為題來回憶自己青年時代在巴黎的這段美好歲月的。因為巴黎是他純真愛情的開始，是他文學生涯的起點，是他和許多著名作家友誼的發端；巴黎象征了他的青春年華，代表了他的成功風發。他怎能忘卻巴黎！

　　1921年，海明威與來自圣路易斯的哈德莉·理查森結婚后，遵照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建議，以《多倫多明星報》（Toronto Star）駐歐洲記者的身份，與妻子一起去巴黎：由報社支付旅費，文章刊出后還有稿酬；同時，由于哈德莉繼承有一筆遺產，所以他們在巴黎的生活雖算不上富裕，卻也不寒磣。

　　海明威夫婦是在這年的12月22日到達巴黎的，先是住進勒穆瓦納主教街（rue Cardinal Lemoine）74號的公寓；后因考慮這里各方面的條件比較差，就另在笛卡爾街（rue Descartes）39號租了一個套房，才能在安心寫作的同時，結交朋友和外出干他所喜愛的旅游、釣魚、看賽馬等事。

　　對海明威來說，在巴黎期間最值得回憶的大概是與斯坦因夫人的交往。

　　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是旅居巴黎的美國先鋒派作家。德國有產階級的家庭和善于經營的長兄利奧使她們兩人有條件最早收藏了巴勃羅·畢加索、昂里·馬蒂斯、喬治·布拉克等立體派和當時法國其他實驗畫家的作品；她最先入哈佛大學師從威廉·詹姆斯攻讀心理學，隨后從事語言哲學研究還有文學創作，這樣的經歷，又使她對文學藝術有很高的鑒賞水平，而事實上他的文藝批評也總能產生異乎尋常的影響，她隨便講的一句話既可使人成名天下，也可讓人名聲掃地。不過，她對文藝家的親善態度，又使她的位于花園街（Ruede Fleurus）27號的沙龍成為他們的最佳聚會之所。

　　海明威是在盧森堡公園認識斯坦因夫人的，他記不得她當時是不是像平時那樣帶著她心愛的狗散步。接受夫人邀請后，他就常去她的家了。抬眼即可欣賞她收藏的一幅幅名畫，又能享用夫人終生女伴愛麗斯·托卡拉斯（AliceB.Toklas）提供的上好白蘭地和糕點，自然是愉快的；最有意思的當然是斯坦因夫人在交談中對許多作家的深刻的評論，使海明威記憶猶深。

　　談到斯坦因夫人的評論，文學史家和傳記作者提得最多的是一次談到海明威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步入成年、在20年代獲得文學聲譽、但又“蔑視一切，喝酒喝到醉死方休”的年輕人，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youarealla lostgeneration）。”現在，她這句名言已經被公認成為是對海明威、斯科特·菲茲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多斯·帕索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哈特·克萊恩等這一代作家的特指。另外，即使好像是斯坦因夫人不經意而說的話：“你為什么要讀這本無聊的書呢？”“你為什么要讀死人的書呢？你難道看不出他已經毫無生氣了嗎？”“你應該只看真正的好作品，要不就只看絕對的壞作品。”（孫強譯）總是讓海明威震驚，它直接影響到海明威的閱讀。海明威常去奧德翁路12號（12 ruedel'O déon）西爾維婭·比奇（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亞之友”（Shakespeare And Company）書店租借圖書時，總是要挑選列夫·托爾斯泰、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東·契訶夫等大作家的作品，并切切實實從中獲得教益，如他體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里有許多可信而不能信的東西，但其中有些情節真實到你讀了不得不信的地步；他寫出了人的脆弱和瘋狂、圣潔和邪惡、賭博和愚蠢，正如屠格涅夫描寫了風景和道路、托爾斯泰再現了軍隊的調動、戰斗的地形、軍官的形象和廝殺的場面一樣。”斯坦因夫人又教導他：“你不應該寫任何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寫那些東西毫無意義，是愚蠢的，也是完全不應該的。”這話也影響海明威對自己作為作家創作的嚴格要求，最后形成他有關作品內容的“冰山理論”和創作態度的“站著寫”。

　　追溯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那是1925年7月里的幾天，海明威約幾位朋友去西班牙納瓦爾省的省會潘普洛納（Pamplona）去觀看具有悠久傳統的“圣費爾明節”（FiestadeSanFermin）的節日活動，特別是最重要的斗牛節目。在一周時間里發生的事，為海明威提供了一篇小說的題材，來表現他、他的幾個朋友和一位年輕斗牛士之間的關系；最后就在巴黎這個海明威認為“世界上最適合作家創作的城市”，成就了他的一部成名作。

　　檔案里留下一幅海明威和友人當時去參加“圣費爾明節”時坐在一家咖啡館里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五個人，自左至右分別為海明威、哈羅德·洛布、達芙·特懷斯登夫人、哈德莉、唐·斯圖爾特（Don Stewart）和帕特·格思里。

　　英國的達芙·特懷斯登夫人（Lady Duff Twysden,1892-1938）原名多蘿西·斯默思韋特（Dorothy Smurthwaite），父親是約克郡的一位富裕的店主，也有說是一修道院的副院長。母親出身于蘇格蘭一個叫斯特林的家族，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達芙在巴黎受的教育，但隨后的婚姻都是以失敗告終。第一個丈夫年紀比較大，于是當她在為英國秘密機關工作并受到一些年輕軍官的誘惑時，很快便就范了。于是，1916年底，丈夫就以她通奸為由和她離婚。1917年1月結婚的羅杰·托馬斯·特懷斯登是一位準男爵，還是皇家海軍指揮官，兩人生有一子。但她的公婆非常看不起她，認為她是一個酒徒，一個把他們的兒子引入歧途的壞女人；達芙則認為她丈夫是個酒徒。因此夫妻關系一直不和諧，兩人常常分居。在此期間，達芙就逃往她外祖母在蘇格蘭的宅邸，最后落入她表弟帕特·格思里（Pat Guthrie）的懷抱。后來她和帕特又一起逃到巴黎，把幼小的男孩丟給祖母和外祖母照看。不久后，特懷斯登和她離婚。

　　達芙·特懷斯登夫人是1927年在巴黎開始認識海明威和他的朋友的。

　　達芙身材苗條，藍色的眼睛，金色的卷發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男式的花呢外套，后腦勺上戴一頂男式皮帽，漂亮又瀟灑，且有氣派。但她本性淫蕩，喜歡在男性中間周旋，使海明威和傾心于她的哈羅德·洛布、帕特·格思里等爭風吃醋、吵架斗毆。

　　美國人哈羅德·洛布（Harold Loeb,1891-1974）出身于華爾街一個銀行家的家庭，是著名藝術品女收藏家佩吉·古根海姆的表兄。1921至1924年與朋友一起出版一份國際性的藝術刊物《布羅姆》（Broom）。他是在一起練習拳擊時和海明威成為朋友的。他原來和駐巴黎的幾家美國舞蹈和時裝記者，以基蒂·坎內爾（Kitty Cannell)）而聞名的凱塞琳·坎內爾（Kathleen Eaton Cannell,1891-1974）有過一段時間的戀情，后來又迷上了達芙·特懷斯登。

　　在對基蒂·坎內爾感到厭倦之后，洛布一天下午進一家咖啡館，走到達芙跟前，請她第二天和他一起到一家偏僻的酒吧去喝一杯。這次約會讓洛布如愿與達芙上床。對達芙這個久涉情場的女人來說，與洛布上床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美好的夢；但對洛布來說，則意味著他們在一起生活的開始。他確信自己贏得了愛情，他要回味一下作為愛情征服者的滋味，讓海明威和格思里嘗嘗他在達芙的感情世界中頂替了他們位置的滋味。

　　不過海明威是懂得如何懲罰他的情敵的。于是，他故意策劃在去西班牙訪問期間，讓哈羅德·洛布和帕特·格思里與達芙·特懷斯登夫人這一個三角關系暴露，陷入斗毆。

　　對于這次去潘普洛納的活動，哈羅德·洛布和另外兩個人——比爾·史密斯和唐·斯圖爾特是主動要求加入的。既然洛布決定去了，海明威得讓帕特·格思里和達芙也來，不然，戲就演不成了。于是，他熱烈邀請這一對參加他們的旅行游樂，并欺騙性地向洛布保證說：“去潘普洛納將會是好玩極了。”他相信，這樣一來，兩個情敵肯定都會抓住達芙不放。果然，海明威的傳記作者肯尼思·S·林恩寫道：

　　“一天晚上，在旅館酒吧里喝酒時，達芙趁著帕特離開的空檔對洛布直言相告，她不再渴望他了。‘帕特已經破除了你的魔力’，她說：‘他干得很努力。’……洛布……一次又一次地希望能夠把她贏回來，結果卻發現達芙除了和帕特共居一室之外，還大叫大嚷地追求海明威。……

　　“……星期五的晚上達芙獨自一人和洛布出去一個小時左右。第二天午飯時，她那寶石浮雕一般的臉上出現了一只烏青眼，額頭上有了一塊極丑的傷疤。……（是）帕特用拳頭懲罰了達芙……

　　“那天晚上，海明威的報復計劃達到了高潮……”（任曉晉等譯）

　　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1885－1970）在論文《小說家及其筆下的人物》中指出：“每個小說家差不多都從直接描寫自己美好的心靈、自己的幻想或愛情故事開始的。”的確，海明威最早的兩部小說都寫了他的愛情故事：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里寫的是他與達芙·特懷斯登夫人的愛情，隨后的《永別了，武器》里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意大利的醫院與女護士阿格尼斯·馮·庫羅夫斯基（Agnesvon Kurowsky,1892-1985）的愛情。

　　海明威先是在1925年7月21至23日三天里寫成一個短篇；23至27日開始將它改為長篇；兩個月后，到9月21日完成了第一稿；1925－1926年冬，海明威第一稿改定后，請巴黎的一位打字員打字，于1926年的4月將書稿寄給查爾斯·斯克里布納父子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 publishing house）。出版社接受菲茲杰拉德的建議，在10月22日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太陽照樣升起》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批美國青年流落歐洲的生活。

　　杰克·巴恩斯在戰爭中因脊椎受傷，失去性愛的能力。戰后在巴黎任記者時，他與在戰爭中失去親人的布雷特·阿施利夫人相愛。戰爭給他們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創傷使他們對生活感到厭倦和迷惘，只好以精神刺激來度日。兩人聯絡幾位朋友一起去西班牙的潘普洛納去參加傳統的狂歡節，觀看斗牛。在此期間，夫人迷上了斗牛士佩德羅·羅梅羅，對羅伯特·科恩的一意追求不屑一顧。然而33歲的阿施利夫人和19歲的羅梅羅畢竟年歲相距太大，而她又不忍心毀掉這個純潔的年輕人的前程，于是離開了他，回到巴恩斯的身邊。小說結尾描寫兩人雖然“緊緊偎依著”，希望真正“能在一起”，但心里都清楚，他們彼此永遠也不可能真正結合在一起，只能自我安慰：“這么想想不也很好嗎？”

　　小說出版后，讀者都認為，這是“一本坦率的、根據真人真事所寫的小說”，他們清楚地認出，小說里的“我”杰克·巴恩斯即是作家本人的化身，達芙·懷特斯登夫人就是布雷特·阿施利夫人，羅伯特·科恩是哈羅德·洛布，邁克·坎貝爾是帕特·格思里。還有小說中的弗蘭西斯·克萊因就是凱塞琳·坎內爾，比爾·戈頓是以作家的朋友唐·斯圖爾特和他童年釣魚的伙伴威廉（比爾）·史密斯（William‘ Bill’Smith）兩人為原型的。小說中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斗牛士佩德羅·羅梅羅，也是以現實生活中的奧多涅斯為原型而寫的。卡耶塔諾·奧多涅斯（Cayetano Ordóez,1904-1961）外號“帕爾馬小子”（Ninodela Palma），是2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斗牛士；他的兒子安東尼奧·奧多涅斯（1932–1998）也是一位著名斗牛士，和海明威是朋友，海明威在《危險的夏天》里曾寫到他。

　　《太陽照樣升起》被認為是表現“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因此也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作品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英國學者伊恩·烏斯比在論述《五十部美國小說》中這樣說：“在它剛剛問世之日，這部小說曾轟動一時。正如馬爾科姆·考利在《流亡者歸來》（1961）一書中所證實的那樣，它掀起了一股‘熱’。‘小伙子都試圖像書中男主人公一樣喝得酩酊大醉而泰然處之；正經人家的姑娘也像女主人公那樣以同樣心碎的方式結交一個又一個情人。他們說起話來都和海明威筆下的人物一樣’。對研究‘迷惘的一代’的學生來說，它仍是一部重要的教材。”